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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與治療一線之隔,Deepfake 如何替未來醫療鋪路?

ISSUE #040

傷害與治療一線之隔,Deepfake 如何替未來醫療鋪路?

2022-04-13 10:00:00

2021 年台灣出現了首例 deepfake 換臉犯罪,多位知名人士的頭像被深度偽裝於高度逼真的色情影片中,甚至總統人像也被移花接木,涉及國安及犯罪。影片是假的、但傷害是真的,deepfake 真的這麼壞嗎?其實,也有善的應用。

#科技是中立的 #善惡的定義在於人類如何使用 #只要有數據萬物都能重製的 Deepfake #實現與逝者再見的可能

王縈緹

王縈緹 / 採訪編輯

採訪寫作

陳卓君

陳卓君 / 副總編輯

審訂

圖片來源 - Pexel

questionquestion

發生什麼事?

多數台灣人對於 deepfake 一詞的了解,是從許多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開始認識,例如 2021 年的網紅換臉謎片事件, 成了台灣大眾對於 deepfake 的第一印象。

  • 其實早在 90 年代,西方世界就已開始進行開發 deepfake 技術。最初用於影視產業,在電影配音中,讓演員的嘴唇動作能夠與不同的配樂同步,使用現有素材,自動創建出一個演員從未真實說話的新影片。(HistoryofInformation
  • 現今 deepfake 技術則被濫用在情色以及政治上。2018 年,比利時政黨發布了一段前美國總統—川普呼籲比利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影片,而這段言論卻是川普從未發表過的。deepfake 助長了在網路世代充斥的誤導性影片,若人民的媒體識讀素養不夠,也可能影響選舉的公正,危機與傷害不可忽視。(Politico
  • Deepfake 技術目前所呈現的多是負向影響,但實際上它並不具有先天的破壞性,那麼,該如何延續原本好的初衷呢?我們可以從與民生最為相關的「醫療」看起。


用 Deepfake 進行治療?

只要有數據,幾乎任何影像、聲音、行為,deepfake 都能將它栩栩如生的再製出來。科技是一項中性的工具,好壞在於人類怎麼去使用, Deepfake 就為醫療保健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 疫情下人們對於「視訊醫療」的需求大幅提升,當部分患者只是例行拿藥、前期的問診、常態性的關懷訪視時,可用 Deepfake 技術搭配預錄的診斷回覆,實現了多重問診的可能,也提升了看診時的真實接觸感。(詳見文末中成大社科院院長 蕭富仁訪談)
  • 除了身份與聲音,它甚至可以創造虛擬的身體替身。deepfake 深度偽造出一個完全虛構的個體,運用真實的身體數據進行測試和實驗,模擬出醫療行為下,患者將有甚麼反應,從而降低醫療風險,避免直接地將患者暴露於危險之中,有助於醫療的決策。(世界經濟論壇
  • 你看過 2015 年 Netflix 黑鏡影集中的《我會回來》嗎?該劇描述著 AI 讓我們獲得,與逝去親人再次見面的機會。而現今,deepfake 著實的實踐了這樣的電影情節,將其應用於「心理治療」中更有意想不到的結果。(Flatpackfestival

    • 當一個正在經歷思念的人,出現不符合過去生活角色的行為時,原本只是不適應親人離世的反應,便有可能轉變為「症狀」。在沒有精神疾病史的前提下,可考慮患者對於 deepfake 療法的需求性。
    • 該療法旨在幫助患者找回正向的調節,在虛擬世界中,說出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再見、完成那些來不及的承諾,為關係畫下句點,有助於撫慰身心靈的平靜。而「仍舊可以隨時與逝去親人聯繫的心理建設」,也讓患者獲得安全感。(詳見荷蘭 deepfake 悲傷治療師/心理學家 Leoniek van der Maarel 訪談)
    • 滿足回憶的同時,加上療程想要給予的訊息才是關鍵。如:足不出戶,是經歷悲傷的患者常有的症狀,deepfake 重現與親人逛街的情景,並製造出真實出門的感受,在不知不覺中給予引導,走出自我封閉的空間。(詳見文末中成大社科院院長 蕭富仁訪談)


目前發展的困難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deepfake 的「弄假似真」並非問題所在,閱聽者缺乏自我辨識的能力,「不辨以假亂真」才是將來的隱憂。未來的世界,眼見不一定為憑,在技術、法規、政策都不純熟的狀況下,deepfake 醫療勢必也會延伸出其他層面的問題。

  • 加劇心理創傷:若操作不適當,患者可能會認不清現實,只想透過 deepfake 來維持逝者的生命,反而會過度成迷於虛擬世界中,因此在治療時醫療師的從旁觀察、引導及監督極其重要。Beelde&Geluid
  • 隱私權的管理:執行過程中最常備受質疑的是「倫理」的部分,「要如何獲得已逝親人的同意使用肖像權?」、「該怎麼管理與受試者互動的那一個虛擬世界?包含人、社會、家庭與使用的空間。」、「當測試結束後,數據及被曝露出來的群體關係,該歸誰處置?」,這些都是現階段尚未獲得解決的問題。(CCBJ
  • 大數據的缺乏:一個擬真的 deepfake 應用必須仰賴全面性的數據,如:不同背景、光線、角度、經過樹下的影子、太陽光照、大樓反射時,每個日常下的光線都會有所變化。除了公眾人物外,要搜集到一般民眾如此完整的數據庫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為何在醫療應用上,始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未來會如何?

Deepfake 技術讓重製任何景象、人物、聲音都不再是問題,但此項技術應用,牽涉到更多的道德層面和不確定性,若法規與制度跟不上,未來的網路生態將可能變得無法想像。

  • 當我們不能再全然相信視覺體驗、網路媒體不再具有公信力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制度是否也會間接被破壞了呢?我們不該是被動的消費者,不盲從、培養被欺騙的防禦力,是我們可以做的,以正面的心態面對 AI 浪潮。(Liebertpub

人們使用 deepfake 進行心理治療的實際效果如何?當受試著出現什麼行為時,可能代表其不適應這樣的療法?請看《旭時報》與專家們的深度對談。

什麼是 Deepfake ?

「Deepfake」是英文「deep learning 深度學習」和「fake 偽造」的組成詞,指基於人工智慧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的應用。此技術利用 AI 來進行判別與雙向的學習,達到影像、身份、聲音的虛擬複製,只要有足夠的數據庫,便可深度偽造出擬真的物件。

我們可以從與民生最為相關的「醫療」看起

深度專訪

question
Deepfake 已開始應用於醫療之上,有什麼樣特別的案例應用嗎?
蕭富仁

蕭富仁

成功大學心理系特聘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目前普遍最常見的應用是「視訊醫療」,當一些患者只是例行拿藥、前期的問診,或是需要常態性的關懷訪視時,便可用 deepfake 的技術搭配預錄的方式,做標準式、問答式的互動,更可實現多重問診的模式,與病患對話的再也不是單純的一張照片,取而代之的為醫生的動態影像,得以提升看診時的真實接觸感;第二則是運用在「創傷後症候群」的治療,在患者突破不了某些情境時,如:曾受過侵害而恐懼、過度沈浸在對離世家人的想念等情況下,某些案例經過專業醫師評估後,也可嘗試 deepfake 的治療方式。其實不只醫療...

蘇益賢

蘇益賢

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暨副所長

將人工智慧、AR、VR,乃至於 deepfake 技術應用於心理治療領域,目前仍屬起步階段。以國外為例,目前比較多團隊是將這類科技應用於焦慮症患者身上,如讓特定恐懼症(specific phobia)的患者在治療師引導之下,以這種擬真技術去暴露(exposure)、面對患者內心過度擔心與害怕的情境。過往這類暴露技術可初分為「實體暴露」,意指去面對「真實」的害怕情境;以及「想像暴露」,根據患者內心的想像、創造出的害怕情境。這類新興技術,除了提供另一種暴露的可能性之外;針對部分較難以實體暴露的情境,也幫上了不少忙。

question
運用深偽技術搭配 VR,實現再次見到去世親人的可能,這樣的治療適用於什麼情況的患者?
Leoniek van der Maarel

Leoniek van der Maarel

荷蘭 Deepfake 悲傷治療師/心理學家

這個療法適合任何想念已故摯愛之人的人,特別是在關係之間有留下「遺願」或者「承諾」的情況。 但大多數的受試者願意接受此治療,大多希望可以再次見到家人、與他們聯繫,或者嘗試詢問逝去的親人:「現在在哪裡?」、「臨終前是否害怕」、「身體是否還有病痛」等問題,其實,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滿足心中的思念。

蕭富仁

蕭富仁

成功大學心理系特聘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這樣的醫療模式並不適合每個個案,但對於親人去世已過 3-6 個月,仍無法讓日常生活回到正軌的人或許有些幫助,利用「再呈現」的方式,給予受試者「親人仍舊在身邊」的關愛感受,引導他釋懷,並接受親人已不在的事實。治療的前提還是有很多的條件必須評估,若受試者相當依賴親人的存在,或者經常專注於敘述兩人相處的情境,以及懷念的過往時,多少可以設計這方面的刺激,簡單來說就是讓他重溫一些情景,但必須是適度的,並不是只要重現當初的情境即可,主要目的非著重於緬懷親人,最重要在於符合療程的核心重點,也就是...

蘇益賢

蘇益賢

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暨副所長

倘若放下「症狀」二字,我們不妨先思考:「有機會能再次見到去世的親人」,會對大眾有幫助嗎?會有幫助的原因是什麼?誰希望能獲得這樣的體驗?此外,又可能會造成哪些潛在的負面效果?以處於悲傷之中的喪親者為例,再次見到去世親人,可能會引發當事人的情緒反應,在未經妥善處理的情況下,可能會影響到自然悲傷復原的歷程。但若能謹慎使用,輔以這類科技引導患者,讓來不及與去世者好好道別、好好說再見的人,把內心的遺憾表達出來,亦可能對於悲傷的撫慰有所助益,因此應用之前的謹慎評估是非常重要的。

question
是否有指標得以判斷患者是否適合這樣的療法?當受試著出現什麼行為時,可能代表其不適應這樣的療法?
蕭富仁

蕭富仁

成功大學心理系特聘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可以透過專業醫師或心理師評估與衡量,或許可以由兩大方面做評估,首先最基本的是出現:封閉自我 3-6 個月以上、重複的說明需要某個人、不斷的繞圈子,所有的話題都停留在那位已故親人等情況;第二,經過醫生及周遭的親朋好友觀察,這個人在經過悲痛後,行為不符合過去生活的角色,或者偏離社會的普世價值,讓原本只是一種不適應親人離世的反應,轉變為「症狀」。當出現以上兩種情況時,可考慮患者是否對於 deepfake 的醫療方式有需求。

Leoniek van der Maarel

Leoniek van der Maarel

荷蘭 Deepfake 悲傷治療師/心理學家

有的,首先在荷蘭我們不會將這群「經歷喪親之痛」的人們視為患者,而受試者若有精神疾病史,或可能患精神病,建議最好不要使用 deepfake 療法。 但目前還未研擬出指標。

蘇益賢

蘇益賢

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暨副所長

心理師在考慮應用這類技術輔助治療之前,可能要考量不少因素如:患者疾病屬性、疾病目前病程、患者的現實感、患者對於這類技術的使用意願(如:想法與潛在擔心)、心理師對於這類技術的了解程度、目前研究資料是否支持應用後的療效、新興技術對不同疾病、不同人格、不同族群等之潛在影響⋯⋯等。這類提問仍待未來更多資料提出,與相關倫理準則的完善訂定後,實務工作者會更容易去判斷,患者是否適合接受這類輔助治療。

question
人們使用 Deepfake 進行心理治療的實際效果如何?
Leoniek van der Maarel

Leoniek van der Maarel

荷蘭 Deepfake 悲傷治療師/心理學家

據我在治療悲傷 22 年的經驗來看,那些真正體驗過此療法的人,都認為身心靈獲得了更多的平靜與安心,受試者也認為「仍舊可以隨時與逝去親人聯繫的安全感」幫助他們很多。有些人因為這樣的療法從而獲得新生,因為他們說了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話,甚至也能從逝去的人口中聽見自己想聽的話,如:「對不起、謝謝」等,彌補需要被治癒的部分,為關係劃下一個美好的句點。

question
台灣是否已有類似的研究與應用出現?若有的話成效如何?
蕭富仁

蕭富仁

成功大學心理系特聘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以台灣來說,我目前只有找到一份學術期刊是關於使用 deepfake 技術加強「醫病關係」的應用,由此可見其實這樣的醫療方式,在台灣發展依舊還有很長一里路,當然這牽涉的層面很廣泛,不論技術、道德、法規政策上,都尚未訂定完善,但是可以看到台灣在 VR、AR 上的應用相較就成熟許多。

蘇益賢

蘇益賢

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暨副所長

目前這類技術於心理諮商的應用,多半是針對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恐慌症(panic)、恐懼症(phobia)、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等主題為主,在外國已有不少研究發現這類技術於心理健康、心理治療的效果。台灣目前在此領域仍在起步中,不過若是以 AI 為基礎,已開始有不少新型的嘗試,如有團隊正在努力打創造「華人版心理治療聊天機器人」;政大陳宜秀老師帶領學生團隊黃勇偉、蔡沐橙,以虛擬實境技術,讓一般民眾更容易同理患者的感受,如自閉症患者的感覺刺激超載是怎樣的感受?憂鬱者的憂鬱情緒是怎樣的狀態等。可見這類技術除了直接應用在患者之外,對於醫療教學與訓練亦頗具潛力。

question
Deepfake 運用在醫療時會遇到什麼困難?對病人是否有何風險呢?目前有解決的方案嗎?
Leoniek van der Maarel

Leoniek van der Maarel

荷蘭 Deepfake 悲傷治療師/心理學家

我們在治療的過程中目前還沒有遇到什麼大問題,我想這也是因為此療法目前處於起步階段,正在使用的是「非主流」的技術。 一般人或者報章雜誌對於 deepfake 治療方式都有所遲疑,認為我們可能反而會讓受試者更陷入其中,無法幫助人們接受愛人的逝世,但這是因為會有這些想法的人,並無失去過親人的經歷、也並無真實體驗過此療法,所以他們才會不知道經歷悲傷是怎麼回事,才會有這些反對的聲浪。

當然,執行的過程中還是會遇到一些「倫理」的問題,如:無法取得逝者對於這項療法的同意,但我們借助的是一種治療悲傷的媒介,即意旨 deepfake ,精神是有自由意志的,對於受試者來說,若逝者真的不同意且不想聯繫,那麼測試的條件也不會成立。對患者來說,我們必須去掌握的最大風險在於...

蘇益賢

蘇益賢

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暨副所長

在應用這類技術的過程中,倘若當事人出現任何不適反應,對於這些不適反應的研究是重要的,不管是這類擬真刺激對人們心智造成的影響,如情緒反應、現實感判斷、認知衝擊、對人際關係的影響等。同時,事先與使用者詳細告知可能的幫助與潛在風險,這些配套的實務作法與倫理守則,目前其實都尚不明朗,未來仰賴研究者與實務者彼此攜手,更需要心理健康專業與人工智慧專家的跨界合作。

蕭富仁

蕭富仁

成功大學心理系特聘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一個高度擬真的人臉需仰賴電腦的視覺技術,如在不同背景、光線、角度、經過樹下的影子、太陽光照、大樓反射時,每個日常情況的臉部及身體的光線變化都不同,因此建構自然的動態影像需要達到非常多的條件,缺乏強大的臉部數據資料是目前技術面上遇到的困難。除此之外,心理層次的輔導或修正在此高解析,且相似度高的技術協助下,所產生的視覺認知功能的調適、專注力與記憶力的誘發、情感的反射或投影、事實與虛靜的判斷與決策等,都會受到很強的改變,也需要進一步研究去探討未來 deepfake 技術的實行性。

question
這樣的治療方式否反而會加重病人心理的負擔,導致久久走不出傷?要如何去避免呢?
Leoniek van der Maarel

Leoniek van der Maarel

荷蘭 Deepfake 悲傷治療師/心理學家

其實我們都有實現任何不可能的自然能力,也就是說就算是再困難的目標,意志力都可能幫助你達成,舉例來說,一個仍舊沈浸在悲傷中的人,人們可能會對他說:「你應該把房子裡逝者的照片移走,否則你永遠走不出來。」,即使這個人知道這樣的道理但他依舊做不到,這就是因為他還未準備好,倘若當這個人準備好要放下時,照片便會自然消失。我相信使用 deepfake 治療悲傷是一樣的道理,只要受試者有求生的意志,心底有準備要面對一切時,治療便會走向良性的結果,因為我們每個人最終都希望能好好的繼續生活。

蕭富仁

蕭富仁

成功大學心理系特聘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由於 deepfake 應用在醫療方面的發展都還不成熟,我認為效果必須分階段完成,也就是說如果應用在難度較低,如「視訊問診」等醫療方式時,是可以良性進行的;但如果是應用在難度較高,如要完整重現逝去親人的一切,便更需要全面性的臉部數據才能達到,探討的層面也必須注重相關性的影響。再者,其實不只人權、個人的肖像使用權必須被重視,與受試者互動的那一個虛擬世界,包含人、社會、家庭、使用的空間,這些群體關係都會被曝露出來,便會延伸出許多管理的問題,如資訊安全、人身安全等等...

蘇益賢

蘇益賢

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暨副所長

我認為各種形式的治療方式,或多或少都存在著風險。是故,事前針對病患進行詳細的心理衡鑑、評估,與患者、家屬的溝通,討論相關利弊風險是基本的流程;此外,治療者對於這類技術潛在效益與風險的認識、其他團隊新發表的突破,不管是量化的研究數據或質化的個案報告等,也都必須持續更新。對這類技術保持實用的開放性,也不忘敏銳地評估其潛在風險。我認為實務工作者若能以這種心態探索這類技術,將能有效減少患者受傷害的機會。

此次與談人

蕭富仁

蕭富仁

成功大學心理系特聘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蘇益賢

蘇益賢

初色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暨副所長

Leoniek van der Maarel

Leoniek van der Maarel

荷蘭 Deepfake 悲傷治療師/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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