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與自由只能二選一,沒有第三條路?

防疫與自由只能二選一,沒有第三條路?

2021-08-18 16:46:00

疫情提升全世界民眾「被監控、被看光」的感覺,讓隱私權之於公共利益的討論愈加緊迫——如果有系統能完美追蹤病毒,是否該把生活細節交給軟體演算、分析、追蹤呢?

#隱私權 #數據監管 #公權力擴張 #新興公領域 ​ #疫情時代的資安危機 #公衛與人身自由的權衡 #充滿偏見的演算法

盧亞蘭

盧亞蘭 / 採訪編輯

採訪寫作

張育寧

張育寧 / 總編輯

審訂

圖片來源 - 《旭時報》繪。非經授權請勿轉載。

questionquestion

發生了什麼事?

追蹤病毒足跡該怎麼做?病毒不選國籍,不分政治體制;因此,對各國——尤其民主體制的政府來說,Covid-19 不僅帶來的公衛問題,也帶來治理難題。

  • 病毒透過社交活動傳染。這場全球疫病,與過去歷史上其它疫病的最大差異,在於「人類掌握病毒足跡的科技能力」發生了大躍進。
  • 政府要掌握病毒足跡,就要掌握民眾的手機定位。在「防疫的公共利益」和「個人的隱私權益」兩難下,政府「該嚴加控管,封城、查足跡、限制出入」還是「該讓民眾自由決定」,變成一道難解的政治題。
  • 疫情下,以色列派出情報單位追蹤確診者、香港讓入境者戴上追蹤環、韓國政府追蹤信用卡紀錄;連歷來以捍衛隱私權聞名的德、法政府,都曾試圖要求 Apple、Google 改寫程式,好讓政府管理民眾社交資料。(經濟學人
  • 看似難解的困境,英國和台灣卻因政治社會上的特殊條件,發展出不同的路徑,為數位民主的公衛監管尺度找出路徑


英國:永遠對公權力保持質疑

英國《金融時報》一則 20 分鐘的網路情境劇,驚悚傳達民主社會的不安——「為了防止病毒入侵,要犧牲多少自由?」
  

想像以下情境 :「妳在一個封城的國度,沒有正當理由下出門,將面臨罰款最高 40 萬台幣的罰鍰。有天妳必須離開先生、孩子出門一趟,但不巧,當天是妳所在社區新一波疫情的起始日。警調單位事後找上門,詢問妳『足跡』與『動機』並開罰,且搬出數據來『證明你的罪行』:

  • 妳當天出門刻意不帶手機,但警方透過鄰居門上的 Ring( Amazon 旗下能攝影的智慧防盜門鈴)掌握妳的出入時間。
  • 妳的電動車定位透露妳赴外縣市,而社交距離 APP 顯示妳花了一小時近距離接觸一名男性。
  • 妳與該男性交談時,Apple Watch 紀錄的心跳特別快。且妳出門前已點擊這位男性的 FB 數十次。
  • 到家後妳呼叫 Alexa( Amazon 旗下類似 Siri 的語音助理)開啟半小時淋浴,這比妳平常洗澡多了 3 倍的時間。

但其實,妳那天是在疫情下遭家暴,深知已癱瘓的醫院不是最佳去處,於是出門尋求諮商、並存錄證據。妳遂默默收下罰鍰,不敢在家門口說出實情。」—— (改編自《金融時報》劇本)


或許英國社會對政府抱持不信任的傳統,促成政府公衛體系最後推出「NHS Covid-19 APP」,後來也成為各國仿效範本。

  • 透過藍芽和 GPS 定位,NHS APP 能追蹤出與確診者有過 15 分鐘以上、兩公尺範圍內的接觸者,並進一步引導使用者前往附近「檢驗站」,接著透過 APP 回傳檢驗結果;但同時,使用者的定位數據並不會傳給政府。至 2021 已累積超過 2 千 5 百萬人次下載。
  • 英國社會「極重視個人隱私」、「視民主自由為核心價值」的傳統,讓 NHS 在剛誕生時受到強烈質疑。《經濟學人》認為此作法是「未被醫學驗證的發明」,因「不夠精準、過度精準」都可能造成「攤瘓資源、過度安逸」;再加上 GPS 不準、藍牙穿透車門等干擾因素,恐讓資源浪費在假線索上。
  • 在經過一年多驗證後,牛津大學發布研究認為,NHS APP 有效減少至少 20 萬例感染數,平均每多 1 %的下載數,確診數就下降 0.8 %。讓 NHS APP 成為「被醫學驗證的發明」。MIT 科技評論》也認同 APP 的防疫獲得科學驗證,具民主社會的使用正當性。


台灣:自己的防疫 APP 自己做

台灣今年 5 月疫情爆發後,有效協助防疫的數位工具,並非政府所創,而是由民間組織 g0v 社群上「討論出來」的服務;在防疫與隱私的兩難上,台灣特殊的公民社會動能,嘗試走出一條新的路

  • 衛福部委託台灣 AI 實驗室開發了「臺灣社交距離 APP」,使用情境和英國的 NHS APP 類似,但在疫情爆發後並沒有發揮顯著「防疫功效」。不過在開放授權碼的架構下 ,今年初 g0v 參與優化「臺灣社交距離 APP」,加上後來推出的「1922 實聯制」成為台灣兩大數位防疫工具
  • 三級警戒後,民眾維持基本生活下,仍然需到店消費,消費足跡成為追蹤病毒足跡、快速阻斷傳染鏈的關鍵。「1922 實聯制」的設計,讓民眾能方便遵守留個資的規範;同時兼顧無需揭露個資的隱私保障。
  • 「臺灣社交距離 APP」和「1922 實聯制」由 g0v 的平台,讓民眾線上集思廣益,設計出自己要用的防疫工具,最後再由政府參與外包開發、公布採用。這種「自己來」的文化 ,和公民團體自發性參與的傳統下, 台灣發展出「由下而上公民共治」的第三條路。


疫情後的民主政治挑戰

政府如何運用數位工具治理,存在巨大問題。獨裁國家用科技監控人民不是新聞,然而,疫情是第一次讓民主政府有「大規模追蹤公民」的正當性。在 Covid-19 的例外情境後,這類問題勢必將成為民主政體的挑戰

  • 政府監管的手可以伸多遠?並非民主政府就懂得「適可而止」。德、法都曾要求 Apple 改寫程式碼,以便中央管理手機數據,但 Apple、Google 因隱私規範,堅持使用者可匿名、資訊只儲存在個人裝置,這讓英、法、德等國初期在追蹤足跡遇到難度,也對「矽谷碼農的決定權,比民選政府還大」感到惱怒。(經濟學人
  • 英國的 NHS APP 能推動,有個首要原因是「不依賴科技大廠」,以類似台灣健保的公保資料庫,為 NHS 提供可運作數據基礎。英國政府法律顧問 Andrew Dyson 認為,NHS 後來能被廣泛接受還有個機運上因素:「英國出現一波慘烈的疫情高峰」。(詳見文末《旭時報》深度專訪)
  • 長期參與 g0v 的侯宜秀律師解析,台灣最後推出的數位追蹤工具,複製了歐洲「不揭露行蹤,又能知道自己是否接觸過染疫者」的模式,屬於民眾自發性參與,較能平衡「隱私」與「防疫」兩端的需求。(詳見文末《旭時報》深度專訪)

數位的世界誰說了算?

或許「使用數據與否」的決策權不在政府、也不在科技廠,而該回歸人民。「隱私與公衛」的權衡,也不是二選一這麼簡單,而是探討——如何讓法令和監督與時俱進?

  • 揭密者史諾登認為:「對政府來說,大規模的監控便宜又簡單,那有沒有可能讓這些科技監控『代價高昂』?甚至讓這些公司不合法?我想答案絕對是肯定的。」
  • 歐巴馬政府的反恐主任 Joshua Geltzer 認為,隱私權議題要在「維安」和「價值信念」上取得平衡,前提是先聽取科學家建議、並在國會制定監管法規。 不論在未來的世界,會不會有「非營利第三方」來保護新生活必需品——數據資料,現實是,在全球立法監管前,一切都還沒有個結論

深度專訪

question
面對公衛與隱私的抉擇的兩難下, g0v 在開發「台灣社交距離 APP」和「1922 實聯制」時,是否也曾面臨需正反辯論的情境呢?
侯宜秀

侯宜秀

律師、g0v
揪松團團長

的確會有討論,而且是多元意見的交流。 g0v 參與者平常會透過 g0v slack 在線上討論。去年疫情爆發以來,從三、四月的口罩地圖,到今年五月後有的實聯制、社交距離 APP......,在上面都有討論。以社交距離 APP 來說,去年國外就開始希望有這種「平衡防疫需求及隱私」,就是「不揭露行蹤,又能知道自己是否接觸過染疫者」,台灣現在使用的社交距離 APP 就是這個模式。

這個 APP 透過架構設計,不會讓人知道接觸到的人是誰,只知道「有沒有」接觸過。那這個經驗我們也是直接從歐洲複製過來的。歐盟當初也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件事,後來也證明對防疫很有幫助,比如英國就是利用這個 APP 和相關措施,在去年秋冬把疫情壓下來。因為是 APP 的設計是 open source(註:開源軟體),各國都可以直接拿來用,像歐盟、新加坡等都有。g0v 社群在年初就已經在討論......

question
關於英國「NHS Covid-19 APP 」的緣起,想問在設計運行機制時,英國的大環境背景為何?是怎麼創建的?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我知道台灣是用類似黑客松形式,設計 APP(註:指在台灣非政府組織 g0v 社群上,人們自發性的設計此軟體),我們沒有那樣。英國的 NHS(註: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國國民保健署)擁有所有人的健康數據,然後在 NHS 裡有一個科技的部門,NHS Digital,他們跟健康署(Department of Health)當時建立了一個特別小組(NHS-X)。簡單來說,就是政府裡有一個科技相關的小隊,來創建這個系統。雖然我不是弄技術面的,但就我的了解...

question
是因爲英國人們對 NHS 的信任,所以造就英國「NHS Covid-19 APP」相對其他歐洲國家來說更為成功嗎?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可能是人們相信 NHS 沒錯,但同時,英國在第一波疫情時真的被重創,所以人們就會很想去避免第二波、第三波,這時候當政府說這個 APP 可以讓你重返餐廳、咖啡廳,還能保護你,人們自然會比較有興趣。
那以法國來說,可能他們那時疫情不像我們這麼嚴重,自然就不那麼需要仰賴這種 APP。當然也有可能他們更不信任政府。那再講到其它國家的話,我覺得如果有一些「中央集中管理資料、足跡等數據」的模式參雜進來,人們就會更不願意去使用。我覺得英國以這種「去中心化」的模式在做,比較能得人心,政府不會知道一個公民現在人在哪裡。
另外還有一點是,最近我們的咖啡店、餐廳...

question
當時是不是會有很多英國媒體來採訪你,甚至其它國家的人來詢問你如何建立這個機制的邏輯呢?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對,NHS 花很多時間跟媒體溝通,透明公開的討論對隱私保護方面的議題。
我跟我的團隊花了滿多時間幫忙準備、溝通上百頁的文件,也接受了一些訪問。我會說這整個過程都滿公開透明的。而我也有接到一些研討會、分享會的邀請,是其它人想來詢問我們英國之於「隱私權方面」做法的探討。
我覺得我們這裡執行上,最難的都不是技術,而是如何執行、如何讓大家接受、取得大家信任的這些層面。但當然,可能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挑戰,系統建立上的問題、使用上民眾習不習慣、好不好用的問題,我覺得一切都是找到最簡易、最方便上手的方案最好。

question
會覺得在執行前要辦公投、辯論等作法,好讓民眾對這種 APP 更有信心嗎?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我覺得西方社會包括英國在內採用的作法,重點在於「建議採納」、「自願式」的,不是「強制性」的。要是改成強制性的,就牽扯另一個法律層面的問題,像人權等方面問題。
而我們現在一直在做的,是「建立信任」,讓人們覺得做這件事是對他好的,才會自願來做,我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都十分成功。

question
在台灣,進入超市、店家開始要掃描 QR Code 時,有部分民眾在社群媒體上出現反彈聲音。英國也有嗎?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其實我覺得沒有,因為這件事不是強制的。例如你要去一間咖啡廳,它門口說要掃描 QR code,但要是你沒有這類的應用程式,可以選擇用紙筆留下聯絡資料給店家,所以是有自由選項的。

對我一個隱私權律師來說,比較核心的問題是這類 APP 很仰賴演算法,包括計算「多近的人算是有接觸」、「多少範圍內的人發出通知警訊」等,這就是讓演算法來判斷一個人每天是否能自由活動、還是應該待在家自主管理。

question
相對亞洲國家,英國在相對重視隱私的西方,又身處於 GDPR 規範下的歐洲,這對於建構這個 APP 是否會更困難?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對,但這也讓我們能更小心謹慎地處理這件事。比如當時在 APP 出生前,我們就需要準備上百頁的文件,在 APP 公開亮相時,一併讓大家檢閱,當中要註明牽涉到的隱私權風險,跟我們背後是怎麼運行的。

我們不只要跟負責的主管單位溝通、跟議會裡的人講解、還要跟媒體等多方解釋 APP 運作的箇中道理。但我覺得這樣也滿好的,因為設計裡,如果有什麼沒想清楚的地方,也可以經過這樣多方溝通,幫助釐清。

我有看到一些評論說,GDPR 的因素會讓我們反應變慢,或讓一切窒礙難行,但其實我並不覺得如此。我們沒有因此被綁手綁腳,這只是讓我們做事起來更嚴謹。

question
去年五月《經濟學人》一篇「別相信社交追蹤 APP」指 76 %歐洲民眾手機沒配網路,所以 APP 沒有用。但今年二月《 MIT 科技評論》卻指「英國這款 APP 幫助抗疫良多」。對此有什麼評論?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我知道人們一開始對此沒什麼信心,畢竟這是新的科技,而且不像台灣的民眾似乎普遍都很擁抱新科技,一有好用、能幫助阻攔疫情的工具,你們可能就會下載,但在英國,完全是相反。

大家對新出來的東西保持很大的懷疑,會想「這有用嗎」、「背後是怎麼運作的」、「安全嗎」、「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怎麼可能會是好主意」......等,這些想法在這裡很常見,可能我們這裡很多人不像你們那麼信任政府吧,所以我看到這樣的報導不會太驚訝。當然會有很多媒體在檢視這件事,最後這個 APP、這種策略是否奏效,就會有不同聲音的報導、研究出來。

question
接下來有沒有可能出現疫苗護照等疫情相關的 APP?會想給其它還沒設計這類 APP 的國家什麼建議呢?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對,在某些國家可能還會出現類似應用的 APP。在英國,從九月開始,要去一些高密度的場所,如夜總會之類的,就會被要出示接種疫苗的證明。要說建議的話,可以分三個部分。首先我覺得,要打造這些東西的「技術」不難,因為技術面的障礙比較容易去突破,但重點是,要十分嚴謹的去思考新科技在「落地應用」的執行面,尤其是「如何建立信心」這一環。
第二是,如果要用這些演算法的工具,要很仔細的...

question
面對台灣「新存在的公與私」問題,您認為政府有什麼該注意的呢?您個人對大環境有什麼看法?
劉仕傑

劉仕傑

時代力量
國際中心主任

實聯制當初是唐鳳帶出來的,我會覺得他是一位被高度神化的人,但到底這樣(註:指個人崇拜)對台灣的資安是「加分」還是「減分」呢?對新領域的信任,到底是信任「他這個人」還是真的信任「這個系統的運行架構」呢?假設,今天一個系統是別的政府單位創建的,挑戰會不會變多呢?這些都台灣人可以就「疫情下資安議題」去思考的一個獨特視角。因為唐鳳在國際上的專業形象,能反饋回來給台灣,但這都是憑著唐鳳的個人本領,連藍營的人都很難攻擊唐鳳,就是因為唐鳳的專業度夠高,但假設有一天政府裡沒有唐鳳,我們要怎麼辦?我們台灣的「優勢」...

question
公、私領域都越來越常需要新科技協作,尤其疫情下全球出現更多「生活必需」軟體,但同時資安事件越演越烈,您怎麼看攻擊的發展?
楊光明

楊光明

Fortinet
台灣技術顧問

過去到現在,勒索病毒的攻擊方式其實並沒有太大改變,無非是透過釣魚郵件引誘受害者點擊,然後入侵至內部網路,竊取情資或加密檔案做勒索。由於這對大、小型公司殺傷力都很大,再加上勒索時,可以要求受勒索方使用無法追蹤的比特幣支付,因此對於攻擊者的吸引力還是很高,成為勒索病毒猖獗的主因之一。

勒索病毒集團常用「雙重勒索」手段。首先,先要求贖金,而受害方第一反應都是拒付,該集團就將竊取的資訊公開做威脅,或甚至將資料上網競拍,獲得更高額報酬。

question
那公、私部門分別應該採取哪些手段保護數據資料?
楊光明

楊光明

Fortinet
台灣技術顧問

以政府來說,可設立資安事件應對部門,包括在資通安全會、通訊傳播委員會......等機構,成立「資安應對小組」。另外,還可以舉辦「資安培訓計畫」來做台灣資安人才的育成教學。企業的話有幾個策略...

question
受資安入侵除、攻擊了需支付大筆贖金外,還有其它可能的損失嗎?
楊光明

楊光明

Fortinet
台灣技術顧問

除了贖金外,也可能有個資外洩、企業營運停擺、品牌公信力受損等方面的損失,且損失常常是在受害單位支付了贖金後,還不可避免的。

據 FortiGuard Labs 2021 年公布的〈全球資安環境風險評估報告〉數據,2020 年 Q2,攻擊的次數較前年同期倍增 7 倍以上,這些惡意團體,利用人們對於疫情的恐慌,收集大量的個資,又趁大家數位轉型的過渡期,竊取重要資訊,後續用來做大規模勒索。攻擊對象除了國際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外,更因疫情帶動「居家辦公」,員工端的設備都成了新的攻擊目標。疫情促成資安攻擊的高峰。今年美國最大輸油管商...

question
就您的觀察,這種軟體病毒攻擊,是否多針對特定領域或產業呢?
楊光明

楊光明

Fortinet
台灣技術顧問

過去一年多,台灣許多製造業、科技大廠都受駭客攻擊,主因是「製造業對資安防護意識相對薄弱」,且對工控系統的防護認知較不足,再加上 OT 環境的系統,許多都還是用老舊版本,無法隨時進行資安防護的安裝、更新,所以駭客容易鎖定製造業。

再加上,製造業從上游到下游間有許多供應鏈合作,若一間公司出事,連帶影響層面可能快速擴大,為了避免影響整條供應鏈,企業有機會支付較大金額。此外,以電子製造業來說,做的是全球的生意,若有一個系統或韌體被植入後門,銷到其它市場,對企業造成的損失將不可計數,因此「付錢了事」的可能性愈加擴大。勒索病毒其實屬於...

此次受訪專家

侯宜秀

侯宜秀

律師、g0v
揪松團團長

Andrew Dyson

Andrew Dyson

英國 DLA Piper
全球數據隱私
部門總裁

劉仕傑

劉仕傑

時代力量
國際中心主任

楊光明

楊光明

Fortinet
台灣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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