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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鏡頭下沒拍出來的:從小說到電視劇,兩種《繁花》裡的上海話

ISSUE #134

王家衛鏡頭下沒拍出來的:從小說到電視劇,兩種《繁花》裡的上海話

Feb 06, 2024

圖片來源 Image credit - 《繁花》電視劇官方微博

近日《繁花》電視劇在中國爆紅,連帶捧紅了上海話和原著小說。從小說到電視劇,上海話象徵的意義,卻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電視劇裡的上海話,表現的是地方特色、海派風情;小說裡的上海方言,在語言學家眼中,反而呈現出「漢語本色」。趁著《繁花》的熱潮,我們回顧白話文運動的歷史、中文西化的焦慮,以及經濟成長過程中,母語和文化身份的失落。回首 90 年代,《繁華》竟代表一種鄉愁。

由王家衛執導的中國電視劇《繁花》,近期在華語世界掀起話題。作為香港名導的首部電視劇,又網羅了胡歌、馬伊琍、唐嫣、辛芷蕾等一線巨星,《繁花》在推出前就備受矚目。2023 年年底開播以來,稱得上叫好又叫座。在中國影評平台「豆瓣電影」上,王導的電視劇首秀,獲得 36 萬則評論,平均 8.5 分的高分(滿分 10 分)。

《繁花》改編自金宇澄的同名小說,以 1990 年代的上海為背景,講述中國改革開放年代,主角阿寶(胡歌飾)抓住時代機運,靠著聰明才智,在十里洋場闖出一番事業,成為叱吒商場的「寶總」。支持阿寶成功的,是神祕高人爺叔(游本昌飾),和三位同樣有著商業頭腦的女性──初戀玲子(馬伊琍飾)、妻子汪小姐(唐嫣飾)和情人李李(辛芷蕾飾)。

隨著《繁花》爆紅的,除了和平飯店、黃河路等劇中地標外,還有上海話。

上海話又稱滬語,指上海市區居民說的方言,使用人口超過 1,000 萬。電視劇《繁花》有滬語和普通話兩個版本,現場拍攝用的是上海話,普通話版則是演員事後在錄音室配音完成的。可以說滬語版才是「原版」。

播出後,原版的評價也高過配音。由於拍的是上海,大部分觀眾都認為滬語版更「原汁原味」,更能呈現上世紀末的海派風情。不但「胡歌唐嫣飆上海話」、「繁花滬語版 上頭」、「唐嫣用上海話演整部戲」等話題,都衝上熱搜排行,網路上也出現「跟寶總學說上海話」、「看完《繁花》,你學會了幾句上海話?」等教學。

要用上海話拍一部劇,並不容易。劇中凡是說上海話的角色,幾乎都找了上海本地人來演。根據《新京報》統計,《繁花》中超過七成的演員是上海籍,差不多把上海所有叫得出名字的演員,都請了過來。有個玩笑是:「上海籍明星沒出演《繁花》,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之所以堅持講上海話,其實和原著小說有關。《繁花》作者金宇澄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2011 年開始,用「獨上閣樓」的筆名,開始在以上海話交流的網站「弄堂論壇」上創作《繁花》。2012 年,小說在《收穫》雜誌上連載,單行本於隔年出版。在許多場合中,金宇澄都提到,寫《繁花》時,他用的是「滬語思維」。「用普通話思維進行創作,只能達到很一般的寫作和表達效果,」他告訴《新華網》,用母語思維寫作,他才「第一次感受到寫作的自由」

金宇澄運用方言思維的寫作,不但在 2015 年拿到中國文學界最高榮譽「茅盾文學獎」,還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地位最高的語言學家沈家煊的讚賞。同為上海人的沈家煊,在《《繁花》語言札記》中主張,金宇澄的文字擺脫了「翻譯腔」,呈現出真正的「漢語腔」──「漢語不同於印歐語的那種腔調樣式,它是『中國人的血液裡的東西』,為大眾所喜聞樂見。」

若接受語言學家所說的,兩種《繁花》就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電視劇裡的上海話,表現的是地方特色;小說裡的上海話,卻呈現出漢語本色

金宇澄用「上海話思維」寫作,為什麼反而能寫出「中國人的血液裡的東西」,讓《繁花》晉身當代中國文學代表作之一?而王家衛花了十年時間,用上海話拍出 90 年代上海,他又說了一個怎樣的關於上海和上海話的故事? 

1998 年 9 月 28 日,中國上海外灘,遊客看著黃浦江對岸的浦東新區。(圖片來源:Reuters/達志影像)


用上海話寫小說,如何讓非上海人看懂?

用方言寫小說,並不是新鮮事。

早在晚清,就有韓邦慶《海上花列傳》,寫上海妓院生活。作為「中國第一部方言小說」,其實只有對白的部分用方言(吳語蘇州話),行文用的仍是通行的白話。即便如此,方言對白對非本地讀者來說,仍構成難以跨越的障礙。上海作家張愛玲曾花費 30 年時間,把《海上花列傳》「翻譯」為國語版本的《海上花》,為的就是讓不懂吳語的人,也能欣賞這部她一生癡迷的傑作。

舉例來說,吳語對白「耐阿搭俚去買戒指?」,張愛玲譯為「你可替她去買戒指?」;吳語對白「耐個主意勿差,耐搭我還清仔債末,該搭物來哉,阿是?」,張愛玲譯為「你的主意不錯;你替我還清了債,此地不來了,是不是?」。

所謂的方言文學,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一條光譜。光譜的兩端,分別是方言和通行語;光譜中間,是與《海上花列傳》類似的「行文用通行語,對白用方言」的折衷選擇。香港作家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和黃碧雲的《烈佬傳》,是比較著名的例子。如果讀者願意把台語算進來的話,那台灣作家賴香吟的近作《白色畫像》,也使用了類似手法。

光譜上靠「方言」的那一端,目前發展比較成熟的,是全粵語書寫。近年具代表性的例子有 2020 年創刊的全粵語雜誌《迴響》,標榜「屬於香港人嘅粵語文化期刊」(屬於香港人的粵語文化期刊)。同樣地,如果願意把台語算進來的話,那台灣前衛出版社有一系列台語文學叢書,包含《傲慢佮偏見》(傲慢與偏見)、《銀河鐵道 ê 暗暝》(銀河鐵道之夜)等經典外國文學的台語文譯本。

相反地,金宇澄的《繁花》,則屬於光譜上靠近「通行語」的另一端。整本小說幾乎找不到嚴格意義上的方言用字,即使是不懂上海話的讀者,也可以流暢閱讀。這是作者刻意為之的結果,基本原則是表達具體內容的「實詞」盡可能保留上海話(如動詞和名詞),表達文法功能的「虛詞」則用對應的普通話取代(如代詞和否定詞)

舉例來說,上海話中「你」一般寫作「儂」、「他」寫作「伊」、「我們」寫作「阿拉」、「他們」寫作「伊拉」,這些方言代詞在《繁花》中一概不用,以直呼其名替代。最常見的幾個虛詞也直接用普通話,如用「的」不用「个」、用「了」不用「仔」、用「不」不用「勿」。

和虛詞相對的實詞,則能不改就不改,留給讀者自行領會,如「有事體」(有事)、「結絨絨」(織毛線)、「瘟生」(冤大頭)、「不適意」(不舒服)、「吵相罵」(吵架)。實在不可能從上下文猜出、或容易產生誤會的,才改成其他寫法,如上海話的「邪氣」,其實指的是「非常」。金宇澄曾打趣道:如果寫一個女人「邪氣美麗」,大概會讓人聯想到太妹。他於是改為上海話讀音相同的「霞氣漂亮」,既消除了誤解,也增添了色彩。

金宇澄曾表示,為了寫《繁花》,他其實創造了一種「改良滬語」:之所以捨棄方言特殊用字,是因為「《繁花》是小說,不是推廣上海話的讀本,不是變相《上海話辭典》」;之所以要改良滬語,是因為「作為文學,需要打通地域的屏障,讓非上海讀者也能感受語態與環境」。

金宇澄改造方言的努力成功了。《繁花》出版至今超過 10 年,成功跨越地域和語言的障礙,在全中國甚至整個華語世界都受到歡迎。這部小說目前在豆瓣上有超過 38,000 則評論,8.6 分的高分,是當代中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1997 年 2 月 21 日,中國上海,股民聚集在一間證券經紀所。(圖片來源:Reuters/達志影像)


《繁花》小說的改良滬語,才是未受污染的真漢語

為什麼《繁花》小說的「改良滬語」,能讓沈家煊感受到「漢語腔」的復興?在沈家煊這樣的語言學家眼中,現在通行的普通話,難道比起金宇澄的改良滬語離「真正的中文」更遠嗎?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從標準漢語的歷史談起。

我們所熟知的、流通於中國、香港、澳門、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現代書面標準漢語,其實歷史也就一百年左右。1917 年,一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包含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發起「文學革命」,提倡「廢文言而用白話」,徹底改變了書面漢語的歷史。

文學革命真正做到的,與其說是拿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不如說是劃清文言和白話的分界,並為尚未成熟的白話文書寫,建立一套標準。當年就讀北大中文系、日後成為台大校長的傅斯年,是文學革命的重要參與者。他在 1918 年發表的〈文言合一草議〉中,便列出十點規則,如:代名詞用「吾、爾、汝、若」是文言,用「你、我、他」是白話;助詞用「焉、哉、乎、也」是文言,用「拉、了、麼、呀」是白話。文言和白話的分界,便是在一步步的討論與探索中確立的。

為了發展白話文,這群民國初年的北大知識份子還提出另一個標準:歐化,指的是把中文寫得像從英文翻譯過來的,類似今天所說的「翻譯腔」。他們認為,將英文句法輸入中文,不但能讓白話文更豐富,還能讓中國人變聰明。同樣以傅斯年為例,在 1919 年的〈怎樣做白話文?〉中,他主張應追求「邏輯的白話文」,而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便是寫「歐化的白話文」。

這樣一種今日看來怪異、當年卻風靡知識份子的主張,確實造成了深遠影響。舉例來說,上一個句子使用了兩個修飾語共用一個被修飾語的文法結構──「今日看來怪異、當年卻風靡知識份子的主張」──便是傳統白話小說中極少出現、現代漢語卻經常使用的句型,其由來正是受到英文的影響。可以說,如今不管寫的是繁體還是簡體中文,我們寫的都是「歐化」中文。

正因如此,沈家煊才在《《繁花》語言札記》中,這樣稱讚金宇澄的方言寫作:「活躍在大眾口頭的方言,受翻譯腔的影響小,……所以用方言敘事,也是擺脫做作的翻譯腔。擺脫了翻譯腔,不僅作者寫得順,讀者也喜歡讀。」

普通話作為標準語,一方面受民初白話文運動崇尚歐化的意識形態影響,一方面也承擔起翻譯外文的重任,時間一久,難免有了「翻譯腔」;相反地,由於方言的書面化程度較低,也少有人拿上海話來翻譯外國文本,方言書寫於是能免去歐化的影響,更接地氣,更接近人們的每天說的話。

說了這麼多,不如看一段《繁花》的文字吧,以下是小說開頭的一個句子:

八十年代,上海人聰明,新開小飯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層,閣樓延伸。

這個段落給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句子特別短,都只有四或五個字。事實上,整本《繁花》大多是這樣的短句,十字以上的句子極少,和充滿長句的歐化中文書寫形成鮮明對比。

其次,不難注意到這個段落幾乎全是實詞,缺少表達文法功能、邏輯關係的虛詞。若要將這句「翻譯」為我們更習慣的中文,可能會變這樣:

八十年代時,上海人很是聰明,每當要新開小飯店,便往地下挖三尺,讓店面多一層,閣樓也(向上?)延伸。

中國語言學的一代宗師王力,有個著名的理論:英語偏向「形合」,漢語偏向「意合」。形合指的是一種語言中詞和詞、句和句之間的關係,要靠顯性的語言成份來連接;意合指的是一種語言的文法和邏輯關係不靠具體手段表達,而是留給讀者或聽者,依上下文自行領會。在「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層」這個句子中,作者選擇不寫出標示因果關係的「讓」,便是傾向「意合」的表達。

除了以上兩點,沈家煊在《《繁花》語言札記》中,還指出許多《繁花》小說擺脫書面語翻譯腔,更接近口語、方言表達的例子,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該書。限於篇幅,本文無意評價沈家煊論點的對錯,只是想指出:在中、西對立,現代白話文已經歐化的背景下,金宇澄改良滬語方言寫出來的小說,竟被視為「漢語本色」的代表,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1997 年 7 月 22 日,中國上海,一群退休人士在桂林公園欣賞傳統戲曲。(圖片來源:Reuters/達志影像)


上海和上海話的黃金年代

然而,《繁花》小說在用字、語彙、句法方面的種種特色,在王家衛的電視劇改編中,卻一概消失了。

為了讓不懂上海話的觀眾,也能看滬語原版,電視劇加上了字幕,用的是標準普通話。原著小說用字上的講究,也就在字幕中消失了,如前面提過的「霞氣」或「邪氣」,直接變成了普通話的「非常」。另一方面,所謂的「翻譯腔」,大多時候是針對書面語說的,口語中,不論是普通話還是方言,歐化現象都不明顯。觀眾聽到《繁花》電視劇的滬語對白,固然會意識到和普通話有別,但不會感受到和歐化白話文的對比。作為小說特色的「漢語腔」,也在改編為電視劇的過程中丟失了。

換句話說,金宇澄《繁花》裡的上海話,是方言寫作的文學傳統中,表現跨地域漢語特性的一次重要嘗試和突破;王家衛改編的《繁花》裡,上海話就只是上海話,是找了上海本地演員來演的,道道地地的上海話。

從小說到電視劇,《繁花》中上海話的地方色彩更濃了。和這座城市近 30 年的歷史對照,這樣一部出現在 2024 年,以改革開放年代為背景的電視劇,講了一個怎樣的關於上海人母語的故事?

《繁花》開播以來,出現不少有關演員們的上海話到底標不標準的討論,如〈如何評價電視劇《繁花》裡演員說的上海話?〉、〈滬語老師評論《繁花》中誰的上海話標準〉、〈當你和滬語警察一起看《繁花》〉。客觀來說,《繁花》中的上海話講得不僅好,且充分表現出語言的多樣性。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吳語專家錢乃榮表示:「《繁花》對上世紀 90 年代生活在上海的不同年齡段、不同閱歷的人,都盡可能抓住其不同的方言發音特點,老年、中年、青年三代上海話『同中有異』,詞彙十分豐富,表現出的上海日常用語也有新舊,符合不同身份。」

這些討論和所謂的「學習熱」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方言流失的焦慮。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延續國民黨的方針,共產黨也視「推行普通話」為語言政策的首要目標(不過將「國語」改名為普通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學校、電視台、廣播電台、國家機關必須以普通話作為基本語言,方言於是從公共場域中消失,只剩下家庭、朋友聚會等私領域能說。結果是,除非父母特別重視母語,否則 1990 年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很多沒能學會說流利的方言。對台灣讀者來說,上述現象應不陌生。

上海的情況又更為特殊。在《噤聲上海:中國都市中的語言和身份》(Silencing Shanghai: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Urban China)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跨領域研究講師徐舫指出,上世紀 90 年代,為了振興上海,讓曾經的十里洋場再次全球化,政府有計畫地允許外地菁英遷入,並賦予他們「上海人」的法定身分。這些「新上海人」,將上海話從主流社會,趕到了城市的邊緣。如今,上海再次成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代價卻是上海人身份和上海話的脫鉤。

《繁花》所描繪的,正好是上海話開始在公共場域中沒落,逐漸被普通話取代的年代。這裡不是要說王家衛拍出來的上海不真實,相反地,電視劇還特別安插了一位外地來的、全程說普通話的神秘女子李李,作為三位女主角之一,稱得上寫實。

要說的是,2024 年爆紅的《繁花》電視劇,更像在上海話已沒落的今日,對滬語黃金年代的一次集體緬懷。改革開放帶來經濟成長,卻也帶走許多珍貴的事物,如人們的母語、以及母語所承載的文化。藉由觀看《繁花》,人們享受舊日的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同時也暫時忘卻成長的代價。

2021 年 5 月 10 日,中國上海外灘。(圖片來源:Aly Song via Reuters/達志影像)


吳政霆

吳政霆 /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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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育寧

張育寧 /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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