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主導推動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OBBBA），目前正進入立法程序的最後關鍵。為什麼這個以美國內政為主的預算法案，卻受到國際注目？
這項長達逾 1,500 頁、內容橫跨稅收改革、社會補助、軍費與產業補貼的綜合性預算法案——《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OBBBA）——在一個多月前（2025年5月22日）於美國眾議院驚險過關，僅以 215 票贊成、214 票反對與 1 票棄權的極微差距通過，堪稱美國近年最具爭議的國內法案。如今，這項法案正在參議院進行最終表決，執政的共和黨正試圖透過預算調和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加速推動，避開程序性杯葛與冗長辯論。
所謂的預算調和程序，意即該法案在符合必要原則規定下，僅需在參議院取得簡單多數（51票）即可通過，無須跨越 60 票的門檻。這個機制是專門為稅收、支出與債務上限等預算項目而設，避免反對黨透過冗長辯論阻撓法案通過。但是，也經常被執政黨用來推動具高度爭議性的法案，過去川普與拜登政府都曾分別因此通過稅改與防疫紓困法案。
共和黨目前以 53：47 席多數控制參院，但是《大而美法案》的首輪程序性動議卻以驚險萬分的局勢以 51：49 通過。黨內已有三名參議員公開表態反對，讓法案命運仍懸而未決。與此同時，民主黨也以提出大量修正案的「vote-a-rama」馬拉松式表決手段來延宕進程，希望能拉更多共和黨成員反叛。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場遠在華盛頓的立法攻防，實際上卻深刻牽動全球戰略與亞洲安全格局。OBBBA所體現的「內政即外交」治理邏輯，意味著美國未來的外交投資與軍事部署，將更加依附於國內政治與財政規劃。當台灣正處於第一島鏈戰略前沿，理解OBBBA如何重塑美國權力運作模式，對評估華府對台承諾的穩定性與持久性，具有高度現實意義。
從預算法案到全球秩序工具：川普 OBBBA 的戰略轉化
《大而美法案》表面上是一份針對美國聯邦預算結構的重整提案，但實質上已超越財政調整的範疇，逐步轉化為川普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內，重塑國內、外權力布局的制度工具。川普的策略，是要將美國的內政治理與國際權力結構更系統性且有效的融合。
根據《金融時報》評論，這項法案不只是經濟與社會政策調整，更是川普政府試圖透過立法主導權，重塑其全球地位與霸權邏輯的實踐場域。與其僅視為財政調整，不如說它反映出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將國內資源集中投放於軍事與關鍵產業，不僅強化美國自身體質，也為其在國際間擴展影響力打下基礎。這種從「內部優先」出發的政策取向，正逐步構築一種由內而外、利益導向的全球戰略架構。
具體而言，根據法案草案，美國年度軍事預算將擴增至 9,300 億美元，人工智慧與清潔能源等關鍵產業亦獲得逾 1,500 億美元的稅賦減免與資金補貼。這些預算重分配策略，強化了美國對國防與科技領域的控制，也為其在供應鏈、安全聯盟與技術標準上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基礎。《衛報》（The Guardian）指出，這種以預算為槓桿的全球部署邏輯，使美國愈來愈傾向以回報計算來衡量外交投入，逐漸淡化其作為全球「公共財」提供者的角色。
對外界而言，這樣的轉向不只是美國內部的治理調整，更標誌著一種制度層級的霸權更新模式。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地緣前線國家而言，這不僅涉及美國資源流向的變化，更意味著一場新的安全與合作框架的重組，未來與華府的互動邏輯，也將愈發受到美國內部利益結構的牽動。
霸權策略的更新版：「選擇性支配」下的外交內政化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長期以全球安全與經濟穩定的「公共財提供者」（世界警察）角色自居，藉由軍事同盟、自由貿易協定與國際組織的制度化參與，維持其霸權地位。然而，川普政府推動的《大而美法案》展現出另一種治理思維——不再以維持國際秩序為首要目標，而是將外交納入國內政治盤算之中，以國內利益為準繩，推動具選擇性的權力配置。這種「選擇性支配」的模式，體現出美國戰略由多邊主義轉向利益導向的單邊部署。
根據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SWP）分析，美國的外交與國防政策，愈來愈在國會政治中成為黨派競技的一部分，常被用來呼應選區利益或黨派主張。原本建立在長期承諾與跨黨共識基礎上的外交政策，正逐漸受到財政壓力與選民情緒的牽制。例如，OBBBA中提出未來美軍對外駐紮應優先考慮成本效益與盟國分擔比例，使駐軍政策不再是固定承諾，而是根據每次部署的回報再做判斷。對許多依賴美軍穩定駐紮的盟國而言，這樣的政策調整增加了戰略上的不確定性。
同樣的邏輯也延伸至外交資源分配。
法案中對多邊機構與全球援助的支出明顯縮水，而傾向以「可計算回報」為依據，僅在對美國有實質利益時提供援助。這種做法雖提升政策彈性，卻削弱了美國作為國際穩定力量的角色，也使盟友在評估美方承諾時，必須更多考量華府內部的政黨變化與財政優先順序。
「美國製造」是霸權核心：OBBBA 下的軍事、產業與科技控制權
整理《大而美法案》的預算調整內涵，可以看出，川普想要把「美國製造」重新定義爲美國霸權核心競爭力的政策思維。
法案在軍事、產業與科技三大關鍵領域大幅擴充聯邦資源配置，展現出川普企圖強化國內戰略控制力的明確意圖。這種先由美國國內供應鏈出發，再延伸到國際技術規則與安全架構的霸權結構，反映出美國正以「去依賴化」為目標，尋求在競爭激烈的地緣政治中重掌制度設計的主導角色。
具體而言，OBBBA將年度軍費上調至9,300億美元，明確指定用於無人載具、水下作戰系統與太空領域的研發與部署。同時，對人工智慧與清潔能源產業投入超過1,500億美元的稅賦減免與補貼，並設下技術出口與跨國投資限制，阻絕中資與州級機構進一步涉入。根據《Houston Chronicle》報導，雖然部分條款可能造成短期就業流失，例如德州再生能源相關產業預估將失去逾80萬個職位，但川普政府則主張，這種資源重分配將有助於集中建構更具戰略自主性的產業結構，減少對外部政治不穩因素的依賴。
這種結合安全、產業與技術治理的邏輯，不僅是經濟政策的方向調整，更象徵一種「戰略去全球化」的治理實驗。在國際市場方面，美國開始以 OBBBA 為依據，要求聯邦採購政策優先國產，並強化對外合作條件審查，使與美國維持技術或軍事合作的國家，也需配合其內部標準與供應鏈規範。換言之，OBBBA 正在將「美國製造」從一項產業標語，升級為制度性影響力的施力點。
霸權承諾有附帶條件：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催生出川普時代
川普崛起與新的美國霸權定位，無疑是受到中國自 2012 年習近平主政以來的制度集中與全球戰略擴張所驅動。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不僅強化軍事現代化、科技自主與產業政策集中，也藉由「一帶一路」、供應鏈投資與全球治理參與，積極挑戰美國所建構的制度型國際秩序。這種多軌推進的崛起策略，讓美國原有的全球主導地位受到實質壓力，迫使華府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定位與應對邏輯。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霸權價值基礎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原本建立在全球自由市場與民主價值推廣之上的霸權模式，逐漸轉化為以經濟安全、地緣優勢與回報效益為核心的實用主義體系。川普政府所推動的「選擇性實用霸權」（selective strategic hegemony）即是一例：無論是對中貿易戰、對盟友施壓提升軍費負擔，抑或是透過《大而美法案》重新配置外交與國防資源，美國越來越傾向於將國際參與視為「可以量化、可以要求回報的投資」。
這樣的邏輯，也改變了華府對盟邦的基本期待。
盟友關係不再只是基於共享價值的自然連結，而需具備明確的戰略用途與政策配合能力。是否願意選邊、是否能提供具體貢獻、是否願意服從美國設定的技術與安全規則，逐漸成為美方衡量合作深度的主要標準。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地緣前沿地區而言，這種條件化的承諾模式，不僅提高了維持同盟關係的門檻，也加重了被評估與被選擇的壓力。
當美中競爭愈發制度化、全球權力版圖不斷重組，台灣需要以更務實的態度重新審視自己在美國戰略布局中的角色。價值認同固然重要，但在當前美方越來越以「可衡量投入回報」為合作依據的框架下，台灣若希望維持穩定且持久的關係，就必須展現出自身在安全、技術與經濟層面的實質貢獻與戰略價值。
這樣的觀點，並非否定理念聯盟的意義，而是承認當前國際現實更複雜、多變，夥伴關係的穩固不只仰賴共識，更仰賴互惠。
《大而美法案》的內政外交化延伸現實下，什麼才是台灣能主動掌握的「價值」？如何因應這個新的法案通過後的美國霸權？
沒有明確承諾下的「可被信賴性」：台灣的下一步
在美國對外政策日益條件化、選擇性支配日漸成常態的情勢下，台灣的關鍵課題轉為：如何在不確定中，維持自己的「可被信賴性」？這不只是外交上的信任問題，更關係到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戰略計算中，占有穩固席位的制度能力。
首先是軍事層面。面對可能模組化、彈性化的美軍部署安排，台灣須積極強化自主防衛能力，使其成為美方區域行動的穩定支點，而非過度依賴某一形式的安全保證。具體而言，從彈藥儲備、後勤支援到聯合作戰模擬，這些技術與制度層面的配合，遠比形式上的「協防承諾」更具可操作性與說服力。
其次是經濟與技術鏈結。當美國試圖在高科技領域與關鍵供應鏈中重建戰略自主，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地位不言而喻。然而，如何從單一產業的依賴，升級為制度化的技術互信與風險共擔機制，將是雙邊關係是否能走得更遠的試金石。
最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制度能量的輸出能力。台灣在疫情應對、資訊安全、民主韌性等領域已累積出相對成熟的政策經驗，這些「軟實力」若能成為區域合作的一部分，也有機會轉化為實質戰略價值。
換言之，在這個「承諾帶條件」的時代，台灣需要更積極主動地提供「讓人選擇你」的理由。而這些理由，未必來自標語，而是來自體系的穩定性、行動的一致性，以及制度的可信度。
制度穩定性的戰略價值：台灣如何創造「可預期」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可預期性」（predictability）本身就是一種戰略資產。
對美國而言，與台灣的合作之所以具價值，不僅在於其地理位置與產業技術，更在於台灣作為一個高度制度化社會，能夠提供一種低風險、透明、可預測的合作條件。這一點，對於長期處於跨國供應鏈壓力與地緣風險管理的美方政策設計者而言，意義非比尋常。
制度穩定性包含三層面。
第一，是政策方向不因政黨輪替劇烈動盪，對外承諾與內部執行之間具有一致性與延續性。這種政治上的穩定性，是台灣在「條件化承諾時代」中的一項重要戰略資源。第二，是面對突發風險（如軍事威脅、資訊戰、經濟制裁）時，能迅速反應並維持基本治理功能。第三，是與國際規範對接的能力，包含數位治理、資安標準、供應鏈透明度等層面。這些指標雖不如軍售與駐軍來得顯眼，但卻是在當代「制度型同盟」關係中，最受重視的核心指標之一。
以台灣近年來的資安應對與反假訊息機制為例，不僅成為歐盟、日韓多國的合作案例，也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多邊數位治理架構提供可信基礎。再如公共衛生治理、供應鏈韌性評估等領域，台灣亦展現出高水準的政策執行力與跨部會整合能力。這些表現，不僅提升台灣作為「制度輸出者」的形象，也實質降低合作風險成本，使得「與台灣合作」成為一種政策上容易說服、技術上易於整合的選項。
對於台灣來說，如何讓這種制度能量轉化為戰略價值，是未來與美國互動的關鍵課題。當承諾不再自動續約，而需以條件交換為前提，「被預期能穩定兌現承諾」的國家，自然就佔有更高的議價地位。
「內政即外交」的時代，穩定即力量
《大而美法案》（OBBBA）所揭示的，不只是川普政府的選舉盤算與內政優先邏輯，更深層地折射出美國整體霸權策略的重構方向。在這個新時代中，外交承諾逐漸走向條件化、投資導向與選擇性支援，夥伴國若無法證明自身戰略價值與制度可靠性，便難以在美國全球政策的資源配置中，維持原有地位。
對台灣而言，這不僅是一場與中國爭奪國際認同的競賽，更是一場關於「可被信賴程度」的長期評估。在沒有明文承諾的條件下，台灣如何透過制度設計、政策穩定與區域合作，創造出一個讓國際盟友願意投入的環境，將成為未來生存與自主的關鍵。
特別是，台灣作為美中在印太地區競逐的戰略性目標，其制度穩定性與政策可預期性本身，就已成為中國施壓與干擾的目標之一。從假訊息操作、軍事壓力、到經濟脅迫，北京破壞台灣社會一致性與對外信任度的意圖日益明顯。這使得「維持穩定性」不再只是台灣的內部治理課題，更是面對地緣競爭時的一項艱鉅挑戰。
這也是下一篇分析將聚焦的問題核心：台灣該如何創造「可預期性」？當戰略地位不再只靠地緣與產業支撐，而是更仰賴治理的穩定、合作的連貫與制度的透明，誰能成為值得信賴的民主夥伴，誰才能在變局中穩住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