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四（2026 年 3 月 12 日），台灣 AI 新創 APMIC 宣布完成 700 萬美元的 A 輪融資，由美國私募基金 AIPO 領投、趨勢科技（Trend Micro）共同投資。這個消息在台灣新創圈獲得不少關注。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募資規模，而是 APMIC 成功拿到錢的理由：地端私有 AI 小模型，鎖定政府與金融產業的資安合規需求，護城河清晰到讓投資人不需要猜測。
同一個時間點，更多台灣軟體新創正在準備啟動新一輪融資，但卻面對一個比過去十年任何時候都更難談的市場。
APMIC 的成功邏輯，其實正在反映一個對很多台灣軟體新創來說，更為艱困的融資環境：全球資本市場正在經歷一場對軟體業的系統性重估——從傳統 VC 與私人信貸市場的同步緊縮、到家族辦公室資金的結構性分化、再到 AI 重塑軟體產品競爭——所有在過去撐起 SaaS 軟體新創的資金來源同步退場，而且幾乎沒有一條與台灣新創無關。理解這些線索如何交織，是在走進談判桌之前，最值得花時間做的一件事。
資本為何從軟體業撤退？AI 打碎了核心假設
過去十年，Salesforce、Zoom、Atlassian、HubSpot、Workday 等明星軟體公司，向全球資本市場反覆證明了同一套商業邏輯的威力：SaaS（軟體即服務）模式的訂閱收入可預測、毛利率高、客戶轉換成本高，是最接近「穩定現金流」的科技資產。這批公司在 2020 至 2021 年間的估值飆升，進一步強化了資本市場的信念——只要能展示 ARR（年度經常性收入）的持續成長，就能換取高倍數的估值與源源不絕的融資。
軟體業 IPO 熱潮，是 2010 年以後公開市場的主流故事。在創投市場，軟體新創成為過去十年最穩定的資金磁鐵；在更少被台灣關注的私人信貸市場，放貸機構同樣大量湧入軟體業，軟體業佔其整體投資組合約 26%，是所有行業中最高的單一類別；換句話說，每四塊錢的私人放款裡，就有超過一塊是借給軟體公司的。
公開市場的熱錢、創投的押注、私人信貸的融資——幾乎所有的資金都瘋狂投入軟體業，撐起軟體新創過去十年的高熱潮。然而，這個趨勢從 2026 年初已經開始明顯回落，而且三種資金管道幾乎同步收緊。
生成式 AI 的快速普及是主因。當企業可以透過 AI 工具自行建構原本需要採購的軟體功能，傳統 SaaS 產品的客戶黏著度假設就不再自動成立。也就是說，對軟體新創而言，這個轉變，意味著融資的標準正在靜默升級，現在，潛在的貸款方與投資人會更想知道：公司的核心收入，有多少比例面臨 AI 替代的直接威脅？
SaaS 軟體業的資產估值過去一年快速下跌；根據《Bloomberg》的最新報導，林肯國際（Lincoln International）在 2026 年 2 月底的研究顯示，受 AI 衝擊較深的未上市軟體新創，估值已下跌 10% 至 15%。
乍看之下，這個數字比公開市場的軟體股跌幅還小一半，似乎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但是，不像上市公司每天都有即時股價反映市場預期，未上市公司的估值，通常要等到下一次融資、或投資人主動要求重新評估時才會更新。隨著愈來愈多軟體新創將進入新一輪的融資週期，平均估值的縮水規模將會更劇烈。根據 Morgan Stanley 這個月初引用 PitchBook 數據的分析報告，31% 的軟體業貸款將在 2027 至 2028 年到期並需要再融資。
簡單來說，未來一年，很多軟體公司的創辦人，將要被迫在市場對軟體業最不確定的時刻，重新走上談判桌。
這個壓力，在全球信貸市場已經清晰可見。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報告指出，在所有主要行業中，軟體業的貸款同時擁有最高的槓桿比率與最低的利息覆蓋率——前者代表軟體新創借了太多錢，後者代表這些公司賺的錢卻愈來愈不夠支付利息。Morgan Stanley 的結論是，私人信貸市場的整體違約率，可能因此攀升至 8%，逼近 COVID 疫情期間的歷史峰值。
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帳面數字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信評機構 Fitch 的分析發現，許多軟體公司其實已經處於實質違約的狀態，只是用兩種方式掩蓋了這個事實：一是「修改延期」——銀行與借款人協議把還款期限往後推，讓壞帳暫時不用認列；二是「實物支付利息（PIK）」——借款人付不出現金利息，就用「再借一筆錢來抵利息」的方式繼續撐著。把這些隱性違約全部計入之後，Fitch 估計私人信貸的實際違約率已達 5.2%，遠高於帳面上顯示的數字。
這種「先把問題推到未來再說」的處理方式，在短期內讓軟體業市場看起來比實際情況更健康；但它的代價是，當問題真正爆發時，規模往往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大。
JPMorgan 宣布縮減對特定私人信貸基金的融資，並開始對軟體貸款組合進行「預防性折價」，這對正在開始進行募資或融資的軟體新創來說，是市場信心匱乏的壞消息。
私人信貸的「後槓桿機制」崩解，衝擊新創生態的融資後援
私人信貸違約率若真如 Morgan Stanley 預測攀升至 8%，市場通常需要兩至三個季度才會在帳面數字上完整反映。也就是說，2026 年下半年到年底，將是第一個能夠驗證壞帳問題實際規模的觀察窗口。任何現金儲備不足六個月的軟體公司，都可能會成為促成這波倒閉風潮的破口之一。
理解這波衝擊為什麼來得這麼快、這麼廣，需要先了解一個台灣新創體系來書，比較陌生的金融機制。
如前面所說，每四塊錢的私人放款裡，就有超過一塊是借給軟體公司的。私人信貸基金，是軟體業過去幾年非常重要的資金來源。而私人信貸基金放貸給企業的錢，有很大一部分其實不是自己的錢——而是向銀行借來的。基金向銀行融資、再把這筆錢以更高的利率轉貸給企業，賺取中間的利差。這個機制被稱為「後槓桿」（Back Leverage）。它的作用，是讓基金把原本 8% 至 9% 的報酬，拉高到雙位數——而這個雙位數報酬，正是過去幾年吸引大量機構資金（包括家族辦公室）大舉湧入私人信貸的核心誘因。
這套機制在利率低、資產品質穩定的環境下運作良好。但當軟體業的資產品質開始惡化，銀行就不得不重新評估自己借出去的錢有多安全。根據《Bloomberg》的報導，JPMorgan 已率先宣布縮減對特定私人信貸基金的融資，並開始對軟體貸款組合進行「預防性折價」。同時，其他主要銀行也在內部展開類似審查——融資利率將調漲、貸款成數將收緊，部分銀行甚至考慮，要暫停新增槓桿額度。
這對私人信貸基金的衝擊是直接的：融資成本上升、槓桿空間縮小，過去靠後槓桿撐起的高報酬數字將難以維持。而對軟體新創來說，影響看似間接但卻非常殘酷——當私人信貸基金的獲利邏輯受到壓縮，他們對新放貸的審查標準只會更嚴，條件只會更苛；首當其衝的，就是軟體新創。
私人信貸的「惜貸」市場規模有多大？
美國財政部下轄的金融研究辦公室（OFR）估計，私人信貸基金透過後槓桿向銀行借入的資金，規模可能高達 3,450 億美元——而且這個數字很可能還是低估。OFR 研究員 Ted Berg 與 Jung Hoon Lee 在本月初的報告中明確指出：
「我們的分析顯示，部分私人信貸基金的借款數字可能存在低報。」
美國金融機構對私人信貸基金、BDC 與 CLO（擔保貸款憑證）的總曝險，目前已接近 3,000 億美元。銀行因此開始理性評估風險，緊縮對私人信貸基金的管理原則。對很多軟體新創來說，如何辨識自己的資金來源是否正在承壓、下一輪融資的談判對象是否仍有實際出手能力，就變成融資順利與否的關鍵。因為在這個環境下，「感興趣的」投資人和「有錢可以投」的投資人，不一定是同一個群體。
家族辦公室資本的移動——誰在撤錢？誰在加碼？
在私人信貸市場快速擴張的這幾年，有一群投資人的角色經常被忽略，卻是這波熱潮最重要的推力之一：家族辦公室。
所謂家族辦公室，是超高淨值家族設立的私人財富管理機構，專門統籌管理投資、稅務與資產傳承。根據 Deloitte 的估計，全球單一家族辦公室管理的資產（AUM）目前約為 3.1 兆美元，預計到 2030 年將增至 5.4 兆美元，增幅達 73%；家族辦公室的總數量同期將從 8,030 家增至超過 10,720 家。《路透社》最新的分析則指出，目前可追蹤的家族辦公室可投資資產已達 4.7 兆美元，約等於全球退休基金總資產的 8%。這不是小錢，而是足以影響整個私募融資市場定價與條件的龐大資本池。
這批資金對新創生態的重要性，在近幾年出現了結構性的提升。
傳統創投（VC）的募資規模在 2023 年單年大跌 60%，許多 VC 基金面臨無法順利募得新資金的困境；與此同時，有私募市場配置的家族辦公室數量，自 2016 年至今暴增了 524%，從 651 家增至超過 4,000 家。在美國，直接投資新創的家族辦公室比例，也從 2015 年的 27% 倍增至 2024 年的 54%。換句話說，當傳統 VC 的資金池在萎縮，家族辦公室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直接的方式填補這個缺口——根據 PwC 的估計，家族辦公室目前約佔全球新創投資資本總額的 26% 至 31%。
對正在尋找資金的新創來說，這意味著一個實際的現實：你的下一輪投資人，愈來愈可能不是傳統 VC，而是某個家族辦公室——而這兩種資金來源的邏輯、節奏與風險偏好，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管理資產超過 10 億美元的大型家族辦公室，有能力直接放貸給企業、自行談判條款，或甚至孵化自己的私人信貸平台。以 Michael Dell 的家族辦公室 DFO Management 為例，它是前高盛主管創立的私人信貸公司 5C Investment Partners 的第一個外部投資人——這種直接進場的能力，讓大型家族辦公室可以拿到完整的 10% 以上的報酬，並在市場出現壓力時主動調整部位。
規模較小的家族辦公室則沒有這個選項。他們只能透過基金間接參與私人信貸，扣除管理費與績效費之後，實際拿到的報酬往往只剩約 8%。更關鍵的是，透過基金持有的資金流動性極低——當市場出現壓力、想要減少曝險時，根本難以快速出場。根據 BNY Mellon 的報告，目前約 40% 的單一家族辦公室，計劃在未來一年維持在私人信貸配置，但有相當比例是因為「想出也出不去」的被動持有，而非主動加碼的信心展現。
這種規模造成的不對稱，在市場出現壓力時會被急速放大。
市場前景差的時候，大型與小型家族辦公室面對的，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手上有足夠現金的大型家族辦公室，反而可以趁機撿便宜——當其他投資人因為急需資金而被迫低價出售私募基金的持有權時，錢袋夠深的買家，可以用約九折的價格買入原本市價的資產。但對規模較小、本身就面臨資金周轉壓力的家族辦公室來說，同樣的市場環境卻是截然相反的處境：想賣賣不掉、想等又等不起，對於那些同時持有新創股權的家族辦公室來說，他們將是最保守、甚至最急切想要出場的股東——而這種急迫感，會直接反映在他們對新創後續融資的支持意願上。
對台灣的軟體新創生態而言，這個動態的意義在於：過去幾年開始接觸亞洲家族辦公室資金的新創，必須重新評估這些資金的穩定性。當全球家族辦公室的投資邏輯正在重新校準，那些資產規模有限、透明度不足、又對私人信貸過度配置的家族辦公室，將更傾向於收縮而非擴張。能繼續積極出手的，只會是那一小批頂端的大型辦公室，而他們在意的，是能直接放貸、直接掌控條款的大型標的，不是還在燒錢找商業模式的早期軟體新創。
對從未接觸過家族辦公室的新創來說，可能會有一個直覺反應：「既然這麼多錢轉向家族辦公室，找資金的時候不是更容易遇到？」現實卻恰好相反。家族辦公室的資金雖然在增長，但它的流向高度集中在晚期、大票、有穩定現金流的標的；更關鍵的是，家族辦公室刻意維持低調，幾乎不接受陌生聯繫，完全依賴既有的關係網絡運作。現實卻恰好相反——家族辦公室刻意維持低調，幾乎不接受陌生聯繫，完全依賴既有的關係網絡運作。對大多數早期軟體新創來說，結果只有一個：更找不到錢。
台灣新創生態的處境——AI 紅利恰巧變成一道詛咒
過去兩年，台灣在全球 AI 熱潮中的能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但這波紅利的受益者，是台積電、CoWoS 先進封裝、AI 伺服器供應鏈——是製造業，不是新創生態。對台灣軟體新創來說，AI 帶來的不是資本的湧入，而是一個更根本的挑戰：提供的軟體產品或服務邏輯，在 AI 普及之後還能成立嗎？
這個挑戰，疊加在一個本來就已經在收緊的資金環境上。根據《Second Talent》去年的報告，在創投市場，亞太地區整體新創融資在 2025 年上半年降至 262 億美元，較前一年下跌約三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資金集中的方式： 《Dealroom》的研究報告同時分析，全球風險資本在 2025 年有超過 51% 流向 AI 相關新創，其餘所有賽道共同競爭剩下不到一半的資金。對傳統軟體新創而言，這意味著本來就在縮小的資金池，現在又被 AI 賽道進一步瓜分——而台灣軟體新創既不是 AI 基礎設施的受益者，又不是市場認定的「AI 原生」新創，恰好卡在兩頭都沾不到的位置。
亞洲內部的資金集中程度，讓台灣的處境更加孤立。
2025 年東南亞新創融資總額約 54 億美元，其中新加坡一地就吸走了 92%，其餘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共同競爭剩下的 8%。印尼的情況尤為嚴峻，全年科技新創融資跌至 2.13 億美元，較高峰期萎縮了 85%。資金正在快速向少數具備成熟金融基礎設施的城市集中——台灣若無法建立與這些資本中心的直接連結，在這場重組中只會愈來愈邊緣。
新加坡憑藉高密度的資本生態、主動押注的政府政策與東南亞地理樞紐位置，在 2025 年吸走了區域內 92% 的新創融資。
台灣的數字表面上看起來相對健康——2024 年新創融資總額突破 NT$1,072 億（約 33.4 億美元），創十年新高，政府更設下 2027 年達到 NT$1,500 億的目標。但仔細看資金的流向，警訊已經出現：VC 與 CVC 投資的中位數交易金額為 150 萬美元，平均交易金額卻高達 480 萬美元——中位數與平均數之間三倍的落差，說明少數大型融資案拉高了整體數字，多數早期新創實際拿到的金額，遠低於「歷史新高」所暗示的樂觀。
根據 FINDIT 的數據，2025 年上半年金額最大的融資案，是高效能資料保護公司 GRAID Technology 的 NT$9.8 億 Series B，以及數位醫療平台 Health2Sync 的 NT$6.6 億 Series C——前者是硬軟整合的資料基礎設施，後者靠的是醫療法規認證、與亞洲最大糖尿病管理平台的規模護城河。同期，AI 翻譯 SaaS Bytelingo 完成了 NT$1,000 萬天使輪，AI 資安 SaaS CyCarrier 完成了 NT$1.36 億增資。
台灣新創募資的數字的落差一目了然：有實體資產或監管護城河的公司，拿到的錢是純 SaaS 的數十倍。資本市場對「哪類台灣新創值得大額投注」的判斷，已經用這份名單說清楚了。
私人信貸在亞太的擴張，看似帶來了新的機會，但對軟體新創而言同樣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故事。Apollo 剛在新加坡推出 10 億美元私人信貸基金，亞太市場也被定位為「西方資金的多元化目的地」；然而，這批資金偏好有實體資產抵押的行業——數位基礎設施、能源轉型、房地產相關融資——輕資產的軟體公司，並不在優先名單上。
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正在發酵的地緣政治變數同步收緊了亞洲私人資本的出手意願。過去幾年，杜拜一直是亞洲超富裕家族停泊財富的重要據點，當地家族辦公室管理超過 1.2 兆美元資產，其中約四分之一擁有亞洲背景。伊朗戰爭爆發後，《Bloomberg》報導顯示部分亞洲家族正在重新評估在 UAE 的布局，延遲擴張計劃，甚至尋找撤資途徑——這批原本最活躍的亞洲私人資本，若持續觀望，對亞太新創生態籌資的負面影響，將在未來數季逐步顯現。
這不是一個可以等待觀望的環境。台灣軟體新創在這場全球資本重組中面對的，不是單一衝擊，而是多面向的負面衝擊：全球 VC 資金乾涸、AI 吸走剩餘資本、私人信貸收緊軟體業放貸、亞洲私人財富因地緣政治而動盪觀望，所有不利條件合在一起，就是一個資金環境比過去十年任何時候都更艱難的現實。
對現在手上仍有資金、尚未啟動下一輪融資的台灣軟體新創來說，這些數字和這份名單指向的，是一個需要提前回答的問題：在投資人重新定義「值得投資的軟體公司」的標準確立之前，你的公司能給出什麼答案？
台灣老軟體新創的處境——護城河重估時代
綜合全球資本流動的脈絡，台灣軟體新創生態正面對一個相對辛苦的短期處境：直接衝擊有限，但間接傳導已經開始，而且最敏感的壓力點，將在未來十八個月內集中浮現。
直接衝擊有限，是因為台灣的軟體新創生態與全球私人信貸市場的連結，目前仍相對薄弱。根據台灣本地的調查，高達 85% 的高資產客戶對家族辦公室仍不熟悉或未曾聽聞——這個數字反映的是，台灣本地的超高淨值資本，尚未大規模透過家族辦公室的形式配置到私人信貸市場。換句話說，台灣軟體新創還沒有深度嵌入這個正在承壓的資金鏈，所以感受到的直接震動相對輕微。
但間接傳導的管道，卻已清晰可見。
第一個管道是全球 VC 的風險胃納收縮。西方創投基金的投資組合積壓大量估值待修正的軟體公司，他們對新投資的審查只會更嚴、速度只會更慢。台灣軟體新創若仍依賴海外 VC 作為主要資金來源，將直接感受到這個收緊的力道——全球軟體賽道的資金池正在縮小。
第二個管道是估值重置的時間壓力。根據 Findit 的歷史資料，2021 至 2022 年，是台灣新創融資的高峰期，許多公司在那段時間完成了估值相對樂觀的融資輪次。按照一般新創的融資週期計算，這批公司現在正進入、或即將進入需要啟動下一輪融資的時間窗口。他們將面臨的，是一個與當年截然不同的談判環境——投資人不再滿足於 ARR 成長曲線，而是會更仔細地追問：你的產品邏輯，在 AI 普及之後還能成立嗎？
台灣也有反例值得關注。上週（2026 年 3 月），台灣 AI 新創 APMIC 完成了 700 萬美元（約 NT$2.27 億）的 A 輪融資，由美國私募基金 AIPO 領投、趨勢科技共同投資。APMIC 主打地端私有 AI 小模型，鎖定政府與金融產業的資安合規需求——這個定位的核心邏輯，恰好是對「AI 替代威脅」的直接回應：幫助企業在受監管環境中安全部署 AI 的工具。這類「AI 主權應用」產品的共同特徵，是客戶黏著度高、合規需求驅動、難以被通用 AI 工具輕易取代——恰好是當前投資人最願意給予信心的產品特質。
APMIC 在這個時間點完成一輪由私募領投的募資案，是資本市場現況最好的一個注腳：它不是通用型 SaaS，而是鎖定地端部署、資料不出境、金融與政府合規場景的 AI 小模型——恰好符合「有監管護城河的公司才拿得到錢」的邏輯。對台灣軟體新創來說，這個案例指向的不只是一個產品策略問題，更是一個融資敘事問題：在談判桌上，能不能用一套清晰的語言，讓投資人相信你的護城河在 AI 時代依然成立，將成為決定融資成敗的關鍵變數。
APMIC 創辦人暨執行長吳柏翰。APMIC 的產品定位，從「主權 AI」角度出發，以 AI 地端部署的國際趨勢作為市場切入主場景。（圖片：AMPIC 官網）
Moody's Analytics 在最新的私人信貸市場報告中，用一句話精準描述了當前市場對「結構性脆弱」的判斷標準：
「結構上較弱的投資交易——薄弱的契約條款、高進場槓桿、或依賴再融資選擇權——正在更快、更嚴重地惡化，即使整體違約率表面上仍然溫和。」
把這句話的邏輯套用到台灣軟體新創身上，意思很直接：那些商業模式本來就建立在「客戶不會離開」這個脆弱假設上的公司，在 AI 衝擊下的惡化速度，將遠快於它們帳面數字所顯示的。
這是台灣軟體新創在 2026 年真正需要直視的處境：不是迫在眉睫的危機，而是一個靜默但加速的重估過程——資本在重新定義什麼叫做「值得投資的軟體公司」，而這個定義，正在與過去十年的標準，快速脫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