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中美 AI 科技圈發生一件大事。
剛被 Meta 以逾二十億美元併購的中國 AI agent 新創公司 Manus，創辦人肖弘（Xiao Hong）和首席科學家季逸超（Ji Yichao），應中國國務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要求，從新加坡趕回北京開會。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會議結束後，他們被告知：審查期間，不得離境。
去年 12 月，肖弘才剛被任命為 Meta 副總裁。他和季逸超都只持有中國護照，在美國加州的新老闆和新加坡的公司，對這道禁令都愛莫能助。
Manus 是 2025 年初全球 AI 圈最受矚目的新創公司之一，上線九個月就做到超過一億美元的年度經常性收入，被稱為「中國的下一個 DeepSeek」。去年 4 月，矽谷頂級創投 Benchmark Capital——Uber、Twitter 的早期投資人——領投 7500 萬美元；同年 12 月，Meta 宣布以逾二十億美元收購，是 Meta 史上第三大收購案。現在，這家公司的兩個靈魂人物被圈禁在中國，Meta 的整合計畫陷入停擺，收購是否會被迫取消，仍是未知數。
肖弘曾經有機會轉換國籍。搬去新加坡那年，依據新加坡規定他大可以快速啟動入籍程序。但他沒有。有人說他是真的不願意，有人說來不及。結果是一樣的：北京要他回來的時候，他沒有第二本護照可以用。
Manus 的案例，正在為 AI 科技圈畫上一個時代斷點。全球頂尖 AI 研究者中，近五成的本科學歷來自中國高校。這批人，正站在一個進退維谷的位置上：AI 技術在中國突飛夢近，但更好的商業市場在美國；問題是，美國愈來愈不歡迎他們，而北京愈來愈不願讓他們離開。
他們的前一代的中國科技企業家，可以在美、中之間穿梭——去美國學技術，回中國建市場。這條雙向道路，已經走不通了。
一筆二十億美元的交易，和兩本無法離境的護照
2025 年 3 月，Manus 在科技圈引爆話題。這家公司發布了一支示範影片，展示一個 AI agent 如何在沒有人類介入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競爭對手分析、網站建置、行程規劃，甚至股票研究。《Nikkei Asia》的標題是：「中國的下一個 DeepSeek 來了」；《MIT Technology Review》親身測試後的結論是：「中國 AI 公司不只是在跟隨西方的腳步，他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定義 AI agent 的下一個形態。」
九個月後，Meta 宣布以逾二十億美元收購 Manus。這是 Meta 史上第三大收購案，僅次於 WhatsApp 和 Scale AI。談判據報在十天內完成。Manus CEO 肖弘在聲明中說，加入 Meta 讓公司可以「在更穩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時不改變 Manus 的運作方式與決策模式」。
但北京沒有接受這個說法。
中國商務部在收購宣布後數日內啟動審查，理由是技術出口管控與外商投資規範。2026 年 3 月，事態升級。人在新加坡的肖弘與季逸超被叫回北京，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官員會面。會面結束後，兩人收到通知：在審查期間，不得離開中國大陸。他們可以在境內自由移動，但護照實際上已經失效。
截至本文截稿，沒有正式調查啟動，沒有任何人被起訴。同時間，Meta 已開始將 Manus 整合進 Facebook 的廣告平台與 Instagram，而公司的兩個靈魂人物肖弘與季逸超，還在北京。
Manus 的三個創辦人都是年輕、由中國自己訓練出來的 AI 科技人才，在創辦公司資本化的過程中，進退為難的被卡在中美競爭的那道高牆之間。（圖片來源：Ｘ）
中國 AI 創業家的困局：技術底氣足，但市場在他方
肖弘是新一代的中國軟體公司創辦人，走了一條和前輩都不一樣的路。
二十年前，中國頂尖技術人才的人生劇本通常是這樣的：出國念研究所，進入美國科技公司累積資歷，然後帶著技術和視野回中國創業。百度創辦人李彥宏是這條路最典型的代表；北大圖書館管理系本科，布法羅大學計算機碩士，在當時矽谷最重要的搜尋引擎公司之一 Infoseek 做了五年工程師，2000 年才回北京創辦百度。他需要先去美國留學，因為當時中國沒有搜尋引擎技術，沒有人知道怎麼做。但他回來之後，防火長城替他擋住了 Google，中國市場夠大，他不需要再出去。
肖弘不需要這條路。1992 年生，畢業於中國華中科技大學軟件工程系，從未在美國工作過。他需要的技術知識，包含深度學習論文、開源模型、AI agent 架構等，全部公開在網路上。中國大學的訓練水準已經足夠。他在武漢就能站上 AI agent 的全球前沿，這件事本身，是過去二十年中國學術環境積累的結果。
但在中國的技術趕上世界頂尖領域，在中國原生創業後，肖弘遭遇的問題並不在技術，在市場。
肖弘從一開始就把產品做給海外用戶。Manus 是一個 AI 瀏覽器插件，用戶主要在海外，十幾個月就做到超過千萬美元年度經常性收入。Manus 最早期也是最持續的投資人、真格基金合伙人劉元解釋這個選擇時說得很直接：「因為（中國）國內 to C 監管環境不夠明朗，很多創業者擔心政策上的不確定性……再（加上）基於海外用戶有更為成熟的付費習慣，AI 創業出海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肖弘的市場規模定位，不是單純因為野心。中國的 AI 應用創業面對三個根本問題：
- 付費文化的差距：Manus 的海外用戶願意每月付 39 美元訂閱，這個定價在中國市場幾乎不可能成立；
- 監管的不確定性：中國 to C AI 產品需要通過演算法備案，政策走向難以預測；
- 核心模型的依賴：Manus 的底層同時調用 Anthropic 的 Claude 與阿里巴巴的 Qwen 模型。前者在 AI agent 的推理與多步驟執行能力上，仍領先中國本土模型，而 Claude 在中國大陸無法訪問。產品的技術架構本身，就要求他必須把焦點放在中國境外。
肖弘自己說：「全球市場應該更大，市場會給學費給 founder 去上學。」這句話的另一面是：中國市場給不了這個學費。
李彥宏那一代，技術在美國，市場在中國，所以出去再回來。肖弘這一代，技術在中國，市場在海外，所以留下來再出去。方向相反，困境相同：你想要的東西，永遠不在你站的那塊土地上。
新加坡，是他們為這個矛盾設計的解法。
「新加坡漂白」：中國 AI 新創的全球化出口
這個解法有個名字，《Fortune》的報導稱之為「Singapore-washing」。
新加坡很早就意識到自己在地緣經濟上的中立者優勢，政策設計全都朝這個方向走。17% 的企業稅率、完善的普通法體系、政府主導的白手套招商服務，加上 OpenAI、Google、Meta、阿里巴巴等中美巨頭企業，全都在此設立亞太據點，新加坡把自己建成了一個美中雙方都願意接受的中立節點。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的數據顯示，全球前百大科技公司中有 80 家在此設有據點。這個格局不是巧合，是新加坡幾十年政策積累的結果。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創業家發現了一條縫隙：把公司註冊在新加坡，在美國投資人和中國監管機構之間找到一個同時被雙方接受的位置。它的操作邏輯分四步。
- 第一步：在中國境內完成核心技術研發，成本低，人才密度高。
- 第二步：向美國頂級 VC 融資，但前提是公司必須有一個境外法律主體，通常是開曼群島控股公司加新加坡運營實體。
- 第三步：將公司總部遷往新加坡，切斷與中國國資的關聯，讓美國投資人在法律上感到安全。
- 第四步：以新加坡公司身份進入全球市場，完成收購或上市退出。
Manus 的執行速度，讓這四步壓縮進不到三個月的時程。
2025 年 4 月，美國頂級創投 Benchmark Capital——Uber、Twitter 的早期投資人—— 領投 7500 萬美元 B 輪，Manus 估值跳升至 5 億美元。美國資方的要求隨之而來：完成與中國的切割。Manus 的反應速度同樣驚人。5 月，關聯實體完成增資重組；6月新加坡 SuperAI 大會上，合夥人張涛公開確認總部已遷往新加坡；緊接著，北京團隊解散，120 人的團隊中約80 人被裁撤，僅保留 40 餘名核心技術人員跟著搬到新加坡。整個過程從 Benchmark 入股到完成重組，不到三個月。
在 Manus 之前，已經有眾多知名中國軟體公司這樣做。TikTok 從 2020 年起把國際總部設在新加坡，雇用持新加坡護照的周受資擔任 CEO ，在美國國會聽證時反覆強調自己的新加坡身份；Shein 把供應鏈留在中國，把法律主體和資本結構放在新加坡，試圖以此敲開倫敦證交所的門。這些公司走的都是同一條路，邏輯也一樣：改地址，核心技術人員搬家，重組資本；每一步徹底執行，就可以讓自己看起來不像一家中國公司。
問題是，這個「看起來」的角色可以撐多久。
「新加坡漂白」手法曾經是中國 AI 新創打造全球化出口的標準做法，Manus 案之後可能再也走不通。
北京為什麼現在動手？對應美國的法律武器
肖弘和季逸超被通知不得離境，援引的法律名義是《外商直接投資申報規定違規》，主責機關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DRC），是中國最高經濟規劃機構，直屬國務院，在科技管制上擁有跨部門協調權。跟據《Financial Times》引述三名知情人士，兩人被 NDRC 傳喚問話的核心問題，是 Manus 境內中國實體的股權變動，是否符合申報要求。
2018 年，美國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把新興技術——包括 AI、量子計算、半導體——明確定義為美國國家安全資產，並開始把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華為（Huawei）和中興通訊（ZTE）是最早的目標，理由是：這兩家公司依據中國法律必須配合國家情報機關，其設備在技術上構成後門風險，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讓北京意識到一件事：美國正在用法律工具打科技戰，而中國當時沒有對等的法律武器。
接下來的兩年，北京系統性地建立了鏡像架構。2020 年，中國也通過自己的《出口管制法》，建立雙用途技術出口管制體系，並設立「不可靠實體清單」，直接對應美國的 Entity List。同年，NDRC 和中國國務院商務部聯合發布《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把外資收購中國「關鍵技術」企業正式納入國家安全審查範圍。2023 年，商務部和科技部修訂《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把 AI 相關技術明確列入管控清單。
北京建立這套法律框架，不是為了讓法律約束自己，也不只是為了取得對話資格。這是中共最熟悉的一套邏輯：用敵人的遊戲規則，回頭打敵人。美國用出口管制法封鎖中國技術，北京就建一套鏡像版本，讓每一筆涉及中國技術的跨境交易，都得經過北京的手。只是這套武器打出去的第一槍，鎖住的不是美國企業 Meta，而是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 AI 創業人才肖弘。
北京對 Manus 動用的法律手段分三層。
- 是商務部的技術出口管制審查：Manus 的核心技術在中國境內研發，將其出售給美國公司，在法律上構成技術出口，需要政府審查和許可。
- NDRC 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即使 Manus 已遷冊新加坡，其核心智慧財產的原始開發地和創辦人的中國公民身份，讓北京主張其仍有管轄權。
- 出境禁令：不需要正式起訴，不需要法院裁定，只要「調查期間有配合義務」，執法機關即可單方面下令當事人不得出境。
肖弘和季逸超收到的，就是第三層出境禁令。
出境禁令在中國的法律性質，與西方國家的理解根本不同。在美國或台灣，限制人身自由需要經過司法審查，當事人可以透過法院抗告。在中國，2018 年修訂的《監察法》授權執法機關對「調查中或與調查相關的人員」實施出境限制，甚至包括非犯罪嫌疑人。中共公安或任何執法機關不需要提前通知，也不需要有具體起訴，更遑論法院裁定。當事人通常在機場才發現自己已被禁止出境。自 2018 年以來，中國授權出境禁令的法律從 10 部增加到 14 部，禁令可持續數月至數年，且沒有正式的司法救濟程序。
這是北京七年來，第一次把出境禁令用在已完成的跨國 AI 收購案上。過去七年，這套工具組合一直放在架上。Manus 案是第一次完整的實戰部署，也是北京第一次向所有中國 AI 創業家明確宣示：新加坡路線改得了公司的地址，改不了技術的出生地，也改不了創辦人的護照顏色。
Manus 高管被境管，意味著什麼？
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裡，肖弘做的每一個商業決定，都被賦予另一個意義。
2024 年初，字節跳動出價 3,000 萬美元，要收購肖弘當時的公司「蝴蝶效應」，核心產品是 AI 瀏覽器插件 Monica，當時 Manus 還沒誕生；但肖弘以「Monica 還沒到應該賣的時候」為理由，拒絕了。這是他第一次對中國資本說不。
一年後，2025 年3月，Manus 爆紅；這次是黨國資本、武漢市政府主動接觸，表示「要錢要資源隨便開口」。Manus 沉默以對。肖弘甚至取消了原定在武漢的公開演講。短短一個月後，同年 4 月，Benchmark 領投 7500 萬美元的新聞就出來了。5月14日，中國科技圈傳出 Manus 計劃以 15 億美元估值融資新一輪，而且「將有國資參與」。Manus 聯合創辦人張涛當天就在朋友圈發文：「假的，沒有一句是事實。」這是他們第二次公開和中國資本市場切割。接著，6月，120名中國員工被裁撤，總部遷往新加坡；12月，Meta 宣布收購。
從商業邏輯看，這是一串完全理性的決定。然而，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看，這是徹底的背叛：拒絕國家也拒絕本土巨頭資本、接受美國的錢、裁掉中國員工、把公司賣給美國人。
《觀察者網》的報導用的標題是「Manus 賣身美國人，蝴蝶效應幾何？」——「賣身」這個詞，把一筆商業收購定性為道德事件。《觀察者網》是西方媒體公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發生的半官方媒體，有官媒屬性但沒有官媒包袱，專門處理官媒不方便直接說的情緒性語言。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黨媒《澎湃新聞》，則是用法律語言批判肖弘和他的同事們：「中國依據《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針對中國公民、境內研發的技術及跨境轉移行為，行使管轄權。」
兩個媒體都在告訴這個世界：北京很不高興。
在中國，官媒發文從來不只是報導，是態度的預告。今年（2026）1 月，商務部宣布啟動審查，理由是評估收購案是否符合技術出口管制、對外投資等相關法規，肖弘在兩個月後被境管，無法離開中國。
Manus 案之後：中國 AI 創業家的選擇題
中國第一代科技業企業家，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和騰訊創辦人馬化騰，都比肖弘這一代更早學到這堂課。
2020年，馬雲在上海論壇批評中國金融監管體系，螞蟻集團的 IPO 隨即被叫停，馬雲本人從公眾視野消失了數個月。此後，阿里巴巴和騰訊相繼宣布，向國家共同富裕目標捐款數百億人民幣，配合監管整改，發表「表忠誠」的公開聲明。市場在中國，企業就必須在政治上保持可見的忠誠。
肖弘這一代人，或許以為初創公司有一條不同的路。技術在中國長出來，公司搬到新加坡，市場在全球，這樣就不用面對那道選擇題。Manus 案，是北京在告訴所有人：不行。初創公司，必須從第一天起就做出選擇。
選擇留在中國體制內，全球化出口被堵死，但人身安全，市場在國內，技術可以繼續發展。選擇走新加坡路線，商業上可行，但人身自由可能隨時成為談判籌碼——即使人已經不在中國，也沒有把握外國市場是否真的接納一個中國出生的創辦人、一家中國技術基因的公司。沒有第三條路。
美國眾議院對華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在 Manus 案爆發後發表聲明，說得很直白：
「在中國，根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私營』科技公司。」
這句話是對的，但它同時也是美國用來收緊對中國 AI 技術和人才警戒的論據。中國 AI 創業家不只被北京鎖住，他們在美國市場也愈來愈不受歡迎。
中國 AI 技術人才的二元選擇：沒有中間路線
Benchmark 的這筆投資，從一開始就是一場政治賭注。
2025 年 4 月 Benchmark 完成 Manus 的投資之後，美國參議員 John Cornyn 隨即在 X 上公開批評，他寫道：「誰覺得讓美國投資人去補貼我們在 AI 領域最大的對手、讓中共用這個技術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我們，是個好主意？我不覺得。」美國財政部也啟動「反向 CFIUS」調查，審查 Benchmark 是否違反限制美國投資中國 AI 企業的規定。Manus 之所以立刻遷籍新加坡，部分原因正是因為 Benchmark 需要立刻讓其投資在法律上站得住腳。
Benchmark 賭贏了財務回報，不到一年， Manus 就帶來四倍的資本報酬。但這個投資模式，可能再也無法被複製。CNBC 報導引用矽谷種子投資人 Argo Venture Partners 管理合夥人 Wayne Shiong(熊伟铭)的話：
「Manus 走的這條路，以後沒有人會再走了。」
新加坡家族辦公室 Alpha Omega Holdings 管理合夥人 Alex Ma 說得更直接：北京會「穿透新加坡的外殼，挖進公司的根——包括代碼、數據和人才」。
中國能培養出這麼多頂尖 AI 人才，有一個結構性原因：MacroPolo 智庫的數據顯示，中國高校的 AI 人才培育根植在大學體系，清華、北大、中科院的研究產出持續居全球前列，每年送出數以萬計的工程師和研究者。這是幾十年教育投資積累的結果，不依賴少數科技巨頭，而是從高校基礎紮根而上。
肖弘的遭遇，不只是一家公司的問題，而是特定投資模式的終結。這個終結，對那些在中國長大、在中國大學受訓、讓中國 AI 研究佔據全球頂尖論文近五成的中國頂尖人才，人生劇本的侷限難以突破。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 2025 年時宣布，將積極撤銷中國學生簽證，重點針對修讀 AI、晶片等關鍵領域的申請者。部分在卡內基美隆就讀的中國籍博士生，簽證更新提交後六個月仍未獲結果，研究計畫被迫停擺。美國正在收緊對中國籍人才的大門。
北京同時間，也正在把人才鎖在中國。出境禁令不需要起訴，不需要法院裁定，執法機關單方面即可執行。肖弘和季逸超的遭遇，已經向所有人說明了走出去的代價。
這批人才，現在同時面對兩道越來越窄的門：美國不歡迎他們，中國不讓他們離開。中間沒有位置。
過去三十年，全球 AI 研究能快速累積，有一個很少被明說的前提：人才、資本、技術可以跨境自由流動。DeepSeek 的核心成果建立在開源社群的積累上；Manus 的技術架構同時調用了 Anthropic 的 Claude 和阿里巴巴的 Qwen。這種跨境的、混合的、累積的創新模式，是 AI 過去十年加速的真正引擎。
Manus 案標誌著這個前提正在瓦解。美、中都在用國家安全的名義，在 AI 科技中間畫上一道冷戰邊界，然而 AI 的發展從來不是在邊界裡完成的。
中國的大學體系，用幾十年的時間培養了全球比例最高的頂尖 AI 研究者。這批人想讓技術在市場上產生價值，就必須走向美國；但走出去，北京可以鎖住他們的人；留下來，美國愈來愈不願意讓他們進門。
技術本身沒有國界，但創辦人的護照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