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開發商紛紛撤出台灣，發生什麼事了？
2016 年，丹麥離岸風電開發商 Dong Energy（2017 年改名為 Ørsted，沃旭能源）首先關注到台灣擁有全球最佳風場，願意將離岸風電技術帶進台灣，並投資建立 4 個離岸風電場。同年，蔡英文上任後，非核家園政策讓台灣離岸風電如火如荼展開，也讓來自世界各地的風力外商紛紛來台，本土企業也組台灣隊投入，一夕之間，全台掀起新一波投資潮。
過去 6 年，台灣的離岸風電從 2 支示範風機，到 2023 年底完成累計安裝 283 座風力機，2024 年，完成了 2.25 GW 風場建置。看似按步緩緩前進的計畫，在今年（2024 年）4 月 10 日離岸風電區塊開發 3-2 期選商截標前，已有兩家開發商放棄參與投標。
- 2022 年，德國安能集團（EnBW）在退出海鼎風場（Formosa 3）後離台。
- 2023 年 5 月，德國萊茵再生能源（RWE Renewables）退出，無預警宣布將縮減在台灣的業務規模，並將重心移往日本。
- 2023 年，日商捷熱能源（JERA）也在同年退出海鼎風場計畫。
- 2024 年 4 月 3 日，西班牙伊比德羅拉（Iberdrola）表示，不會參與台灣離岸風電區塊開發 3-2 期投標，同月 10 日，新加坡韋能能源（Vena Energy）也宣布放棄離岸風電 3-2 期競標。
離岸風場建置與營運的複雜度遠遠超過陸域風場，政府希望藉由外資投資離岸風力發電，除了達到能源轉型的目標之外，同時帶動本地的產業轉型，目標是離岸風力發電也可以國產化。但在這短短兩年間，接連傳出有離岸風電開發商募資困難、不願簽約，甚至撤出，身為全球最佳風場的台灣，離岸風電的大環境發生了什麼變化？台灣在離岸風電的政策上出了什麼問題？
- 台灣合約條件嚴苛：如 2023 年在 3-2 期選商草案說明會中，規定國產化須在 100 分裡選擇 70 分才能參加競標，許多開發商認為條件太嚴苛，要求電費費率天花板、零組件國產化比例要高達七成，以及單一風場容量上限僅 500 MW，不具經濟規模。
- 投資回報：據《數位時代》整理，過去兩年全球經濟在高通膨、高利率的環境下，再生能源投資成本大幅增加，但售電收入卻不如預期。特別是區塊開發競標，風電開發商為了取得風場容量，以零元投標，代表風發展不需要政府提供保證收購，風電開發商會自行找買主，洽談購售電合約（CPPA）。當離岸風電進入到自由化電業市場，能夠支撐的綠電價格不足，加上建置成本上揚，開發商在跟企業洽談 CPPA 合約就會相當痛苦。
- 歐美離岸風電急起直追：根據 《Taiwan News》 報導，過去 5 年，全球離岸風電板塊經過一番洗牌，去年 2 月開打的烏俄戰爭，讓過去高度倚賴進口俄羅斯天然氣的德國，在幾個月內迅速決定調整能源策略，宣示大力開發再生能源；2021 年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也大力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宣告 2030 年前美國要新建置 30GW 離岸風電。台灣最新的離岸風電目標是 2030 年 13GW 和 2050 年 55GW，與歐美相較之下目標差距大。
- 地緣風險提升：亞太區資深能源記者埃文斯（Damon Evans）表示，澳洲因周遭海域廣大，又是天然資源開採與出口大國，能源相關基礎建設與人才都齊備，文化相近、法規健全，自由化的電業市場對開發商具有誘因，且比起台灣，澳洲地緣政治的風險較小。
條件嚴苛的合約與不純熟的技術
除了外資紛紛撤出台灣外，這幾年國內離岸風電計畫，在基礎建設不足、政府缺乏經驗的情況下，造成國內廠商出現許多問題，而條件嚴苛的合約與不純熟的技術，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最大主因。
- 台灣廠商上緯 2012 年投入離岸風場開發，在 2016 年 10 月完成全台首座海上風機，但因為台灣基礎建設缺乏以及法令重重關卡，建置成本暴增，足足耗費公司 3.5 個資本額、一個市值，及外商 2.5 倍的成本，共 40 億元才完成。根據《經理人》報導，當時上緯董事長蔡朝陽面對無數陌生又複雜的情境，像是通過環評法規、取得漁民同意，以及克服技術（當時台灣還未有海上施工船，僅能像國外租借）等問題，曾經一個月天天燒掉 1,200 萬新台幣，差點讓公司倒閉。
- 2015 年能源局公布 36 處潛力場址，由業者提案申請開發，但政府在選定廠址時，未保留船隻運行的航道，導致事後場址因航道遭刪除，讓早已依據能源局公告，進一步投入資源研究的廠商權益受損。
- 2018 年 1 月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容量分配作業要點》，只要開發商所選定的風場通過環評，就能夠自行興建離岸風機，當時申請的業者比政府預料的還要多，光是通過環評風場，總發電量就高達 10 GW，但當時台電海上變電站及相關輸電設施興建，僅能供應 3.5 GW，無法讓所有通過的申請者都去興建開發，最後改由遴選，造成許多業者在事前投入許多心力，卻功虧一簣。
- 2023 年經濟部公布區塊開發第二期（3-2）的規則草案，並提出相應對的國產化項目方案。根據《windTAIWAN》的讀者投書提到，離岸風電 3-2 期國產化條件遠比 3-1 期更為嚴苛、難以執行。除了有國產化項目要達到 70 分的門檻要求外，在國產化的硬性要求下，會造成風場建置成本驟升，還可能出現相關獨佔業者量能萬一不足，將導致整個風場工程延宕問題。當然，也必然影響綠電價格，讓台積電等買家必須花費更高昂的綠電。
曾是外商最看好的亞洲市場，新任經濟部長待解決的難題
《How Big Things Get Done》一書中寫道，風能和太陽能能按時、按預算交付，是僅次於能源傳輸基礎設施和太陽能，最穩定的發電方式，而台灣隨著每年 10 月吹拂的東北季風增強、風力愈強，擁有全球最好的風場。
根據國際離岸風電工程顧問公司 4C Offshore 在 2014 年針對《全球 23 年平均風速觀測》研究，全球風力最強的 20 處離岸風場，台灣海峽就佔了 16 處，且大多數在彰化外海。以至於全球的能源商在 2016、2017 年，陸續湧進台灣，包括來自丹麥的沃旭能源（Ørsted）、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德國達德能源集團（WPD）、澳洲麥格理資本（Macquarie）、日本捷熱能源（JERA）、加拿大商北陸能源（NPI），選擇在彰化外海插旗。
曾是外商最看好的亞洲市場，而如今外資紛紛撤出，隨著準總統賴清德即將於 5 月 20 日就職，由崇越集團董事長郭智輝接任經濟部長，在離岸風電上，該如何挽回外資、本土製造商的信心？該如何承接前任總統蔡英文提出的「非核家園」願景，是一大難題。
- 2020 年，前沃旭能源亞太區總經理柏森文（Matthias Bausenwein）在採訪報導中曾提出，相對於風電已經存在 30 多年的歐洲來說，台灣是個新市場，擁有國際化且專業的野心、對外資投資者友善是優勢，但風電基礎還沒有穩固，需要共同克服的難題之一，這個階段，需要的是競爭、合理的價格和彈性，如果台灣的相關合約規範不鬆綁，可能會阻礙產業發展。
- 4 年過去了，這個潛在問題，同樣可以從日前的《彭博社》報導中看見，過去有許多國外開發商將先前離岸風電經驗帶到台灣，但遇到許多難題，像是合約規則迫使他們至少 60% 的零件在本地購買，而不是從熟悉且經過驗證的供應商那裡購買零件，更重要的是，政府明確規定哪些零件必須是國內的。
-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個做法才能達成技術轉移、產業鏈建造與提升的長期綜效，但隨著國際競爭愈趨激烈、台灣電價更高程度自由化還需要考量社會穩定等複雜因素，過去累積的自有技術與人才是否已經滿足自給自足的標準還未可知，電力問題絕對會是下屆政府的一大難題。
也許這正是外商紛紛退出台灣離岸風電市場的主因，若政府想延續離岸風電的目標，據《彭博社》報導，唯一的出路是放寬採購規則，允許開發商以具有競爭力的全球價格向海外購買零件。政府也可以考慮透過補貼的方式，刺激當地公司購買再生能源。如果目標是利用保護主義來培育本地風電產業，那麼台灣必須願意在電力上花費更多的錢，並接受很高的失敗機會。
五月新任經濟部長郭智輝一接任，即進入用電高峰，用電穩定和地緣政治國際關係上的複雜性，會是信任內閣的首要難題，未來數月，在立法院的朝野協商上，電力政策改革絕對會是台灣政治修羅場上一個重頭戲，也是全民不能不關注的一道世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