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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英文版譯者 Jenna Tang

ISSUE #141

【人物專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英文版譯者 Jenna Tang

May 30, 2024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英文版譯者 Jenna Tang。(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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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作家林奕含的唯一正式出版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英文版本月在美國上市,《旭時報》專訪到台灣出身的英文譯者 Jenna Tang,請她分享翻譯過程,以及外國讀者如何看待這本「台灣 #MeToo 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

2017 年 2 月,臺灣小說家林奕含出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下簡稱《房》),故事描寫補教業者李國華誘姦女學生房思琪,作品細緻描寫性暴力細節,又具高度文學性,奪下了當年的「Openbook 年度好書獎」。

然而,小說出版 2 個月後,作者林奕含就自殺身亡。書中對誘姦受害者的描繪,讓社會意識到補教業存在嚴重的性暴力問題。當年 5 月,立法院就修法、增訂了「防狼師條款」。出版至今 7 年多,臺灣歷經好幾波 #MeToo 運動,書中故事時常在運動中被引用,「房思琪」幾乎成為「教師性侵學生」的代名詞。

Openbook 年度好書獎評審、作家詹宏志在當年的推薦語中便寫道:「作者拉遠鏡頭,讓我們看見這是個食物鏈一般的掠食結構,狼師(們)擁有文化資本(滿口優美的文辭章句)、社會資本(他們是占盡地位與權力優勢的補習班老師,而聯考面前的脆弱考生則是絕對弱勢),這個特定情境,正是狼師們每年可以不斷取得新鮮受害者來源的共犯結構。」

這本書在臺灣具有文學史與性別史的雙重意義,之後也陸續賣出簡體中文、日文、韓文、波蘭文等版權,簡體中文版在中國的銷量甚至突破 100 萬本。在中國讀書評分網站豆瓣上,《房》至今已累積超過 38 萬則評分、12 萬條評論。作為一本「倖存者」之書,林奕含以華麗的文字、敏銳的感受力,近距離記錄了房思琪所承受的性暴力,成功跨越語言和文化,引發異國讀者共鳴。

今年 5 月 21 日,美國 HarperCollins 出版社出版了《房》英文版。HarperCollins 為美國歷史最悠久(歷史可追溯至 1817 年)、最具影響力的出版社之一。這是這間老牌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來自台灣的作品。

在英文版書籍頁面中,《房》被描述為「台灣 #MeToo 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是「一次令人心碎的性暴力描寫、對創傷情結的非凡改造,(作者)顛倒傳統的《羅莉塔》敘事,探討女性的脆弱、受害,以及為了活下去,她們必須走多遠」。

《旭時報》專訪了催生英文版的譯者 Jenna Tang,她告訴我們《房》為何吸引她、英文版的出版契機、翻譯過程遇到的挑戰,以及西方讀者如何看待這本來自台灣的 #MeToo 之書。

(考量篇幅和可讀性,以下訪談經過精簡和編輯。)

走上翻譯這條路

《旭時報》:你曾翻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如何學會這麼多語言?開始翻譯工作的契機為何?

Jenna Tang(以下簡稱 Tang):我在臺灣時就是讀外文系,那時候讀政大歐語系法文組,曾去法國里昂交換一年。後來我去美國紐約市的新學院(The New School)讀創意寫作系,畢業之後找工作,就開始從文學翻譯這塊著手,那時參加了一些寫作、翻譯工作坊。

我從高中開始就會用英文寫作,但我沒有讀什麼美國學校,就是一般的公立學校,當時覺得寫日記不想給別人看,那就用英文寫。雖然我外文系是讀法文,可是英文還是沒有停過。

西班牙文方面,我從高中就開始學外文,德文、法文、西文都有一點點基礎。大學的時候認識很多中南美洲人,常常跟這些朋友一起 hang out(相處、出去玩),當時就覺得我滿喜歡這個語言,因為中南美洲的西文又分很多種,每個國家都有地區性的不同。因為很喜歡這個語言,所以就一直學,也自己去考檢定。

喜歡西文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很憧憬中南美洲的大自然奇景,像是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或是馬丘比丘(位於秘魯)、里約的麵包山(巴西),也很想去阿塔加馬沙漠(智利)。

《旭時報》:有的譯者認為翻譯必須忠於原文,有的譯者則認為必須讓譯文盡可能通順。你的翻譯觀比較貼近哪一端?翻譯時曾經有過哪些考量?

Tang:大部分譯者的直覺都是先用「忠於原文」的方式翻譯,當作初稿,翻譯到後面可能會發現一些文學比喻,東方、西方不太一樣,可能整個措辭、表達完全不同,翻譯時會馬上發現「這應該不可能直翻」,那時就會去查資料,會去確認在英文要用什麼詞彙表達,可能要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句子。

所以也不是說忠於原文或怎樣就一定比較美,會有很多因素全部一起考量,譯者會用自己的方式想辦法平衡它。

滿值得講的一點是,我會比較警覺,不想要太取悅西方讀者。西方讀者在語言上有很多霸權。尤其是英文,他們會覺得,這個東方的東西我不太理解,那就直接把它轉而翻譯成最靠近西方的某個概念,這樣西方讀者比較好懂。

但我覺得每個國家或是每個文化,會有自己說故事或是寫作的方式,那些方式、風格也應該要被看到、要被尊重。

《旭時報》: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西方讀者或英文的霸權?

Tang:從讀研究所開始,有的白人作家看我們的稿或是故事,他們就會說,你應該多告訴我們一點比方說跟舞龍舞獅有關的故事。」但那可能跟我們寫的東西完全不相關,可能只是中間有提到農曆新年,他們就會要求這些很沒有必要的文化裝飾。

「舞龍舞獅」的例子只是一個比喻,但是我確實曾被要求:「我們想再多看一下臺灣人是怎麼生活的。」好像我有一個任務是要介紹臺灣的風景、生活之類的。

那時就開始覺得,每個文化有每個文化自己說故事的方式,當然有些無法馬上被別的文化理解,可是應該是去對話、去平衡那個東西,這其實是翻譯蠻重要的過程。

翻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契機與過程

《旭時報》:為何會開始翻譯《房》?

Tang:《房》是我畢業後輾轉找到的第一個計畫,那時候單純就是覺得這本書的主題很重要,這本書讓我想很多,當時就想說可以試著翻譯看看。

我從 2020 年 6 月,一直翻到 2021 年 3 月。因為我本身有寫作背景,所以會認識編輯或是其他出版社人士。2022 年就是用部分稿件,送去給不同的編輯看,送了大約 30 多家出版社。

我現在的編輯 Alexa Frank 原本是我朋友的朋友,我輾轉聽過這個人,但當時沒有很認識她。剛好我們有個年度翻譯大會,可以跟編輯討論自己正在翻譯的作品,我有跟她對話,後來就一直聯絡、合作到現在。

我在提案這本書時,哈佛大學剛好有爆一些性騷擾案件,當時我就跟編輯說,這本書很重要的原因,是能比較全景的去看教育界、校園等權勢性侵的議題,最後出版社說他們願意出版這本書。我當時盡量去連結書的主題到現在發生的事情,讓大家有共感。

《旭時報》:你曾獲選文化部的計畫,有其他前輩譯者協助翻譯這本書,請聊聊這個計畫與合作的譯者。

Tang:我在「美國文學翻譯協會」(The 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ALTA)實習過,現在當他們的董事和委員會會長。當時協會有很多資源,其中一項是臺灣文化部第一次資助的計畫,它叫文學翻譯導師計畫(編按:全名為「新銳譯者指導計畫」),需要申請。

他們僱用了三毛《撒哈拉的故事》 那本書的譯者傅麥(Mike Fu)當導師,我剛好很喜歡三毛的譯作跟三毛的作品,也很想認識這位譯者,所以我就選了這名導師。我們兩個會互相討論《房》最早最早的譯稿,也會討論一些主題,像是文言文要怎麼翻。

翻譯時如何處理東西文化、語言隔閡

《旭時報》:書中很多元素非常的「臺灣」,包括補習文化、尊師重道觀念,會不會擔心英文讀者難以理解、難以共鳴?

Tang:還是回到「沒辦法取悅所有觀眾」這個概念,所以不會擔心太難理解。當然修改稿子時,會給比較信任的朋友看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有「完全看不懂在幹嘛」的地方。

像是尊師重道,從書中角色互動的方式、情感,字裏行間就可以看得出來。

補習文化方面,雖然國外的補習文化跟我們不一樣,他們稱作「after school」,是一些課外活動、課外課程,跟臺灣那種關在一個大樓、一個教室,讀數學讀英文的狀態,完全不一樣。外國朋友還是會問一些比較細的問題,像是「為什麼要補習?」、「補習要補什麼?」但其實因為現在很多外國人哈韓、哈日,透過看劇,他們其實都知道補習是什麼。隔閡其實沒有那麼大。

《旭時報》:剛剛提到你的朋友會想知道補習的細節,翻譯時,需要說明這些細節嗎?

Tang:不用,因為它已經融在故事裡。其實讀者就是想要讀新的故事、認識新的世界,所以才去讀一本新的書,所以跟著故事走就好了。有問題的話,新書發表會有 Q&A 的環節,也會有一些採訪,有興趣的讀者自己就會去找這些資料。

《旭時報》:《房》中充滿中國傳統詞句,翻譯時該如何處理?

Tang:看得出來作者看很多文言文的書,或是臺灣、中國早期的一些文學作品。她把那些口吻、風格直接融入她說故事的語氣裡面,有時候真的滿難翻的。

比方有一段是(書中角色)伊紋跟(主角)思琪開車要去珠寶店,書中有一句話:「跑車安全帶把她們綁在座位上,如此安全,安全到心死。」「心死」就很詩意,她有很多地方像這樣,是自己的比喻,用一些文學詞藻融合的心境寫照。

很多問題其實問作者最準,但(因為作者已經過世)沒辦法問她。我會想知道她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是不是還有別的意思、延伸,因為我閱讀會有我的解讀,但不一定是她的解讀。

《旭時報》:除了上述的例子,還有哪些地方翻譯起來比較困難,或讓你很想詢問作者?

Tang:其實超多地方,比方有一段是關於「曹仲達」,那個也沒辦法在西方找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編按:書中有一個段落,形容主角房思琪冒雨搭上老師李國華叫的計程車,上車後,「李國華說:『記得我跟妳們講過的中國人物畫歷史吧,妳現在是曹衣帶水,我就是吳帶當風。』。」其中「曹衣帶水」指魏晉南北朝畫家曹仲達畫人物時,衣服緊貼人體,像從水中走出來;而「吳帶當風」指唐朝畫家吳道子畫衣服的不同筆法。兩種畫法常被相提比較。)

所以後來是直翻「曹仲達」、「吳道子」之類的,故意讓人家覺得這裡很奇怪。在翻譯界,英文有一個詞是「translator's intentionality」(譯者刻意的策略):譯者有時候會做一些很刻意的選擇,讀者不見得可以馬上理解。比方說,像這段就是希望讀者感覺到它很怪,然後自己去看資料。因為重點還是在整個故事,直翻只能傳達到那樣,如果解釋太多又會讓人分心。

《旭時報》:書中還有哪些地方,也進行了這類特殊的處理?

Tang:最前面有一段是說她們(兩位主角,兩個小女孩)上桌吃甜點,最後有一句:「她們座位之間的桌巾突然抹出一片沙漠,有一群不認識的侏儒圍圈無聲在歌舞。」那一段真的讓我我差點瘋掉,想說「這是在幹嘛!」那段就是很跳躍,不知道為什麼要描述這些東西。

但我大概可以感覺到,那是主角房思琪當下的心情寫照,她會跳 tone 的去想像很多別人不會馬上想像到的東西。我自己的解讀是,(書中主角房思琪在最後得了精神疾病),她會不會當時精神狀況已經到某一種狀態,才讓她的想像變這樣。那時編輯還把整段槓掉,說這段不相關,我堅持要留著。

《旭時報》:翻譯時有遇到其他的難處嗎?

Tang:難處就是,作者不在了。此外,書本身主題非常沉重,有時候會突然不知道為什麼,那天心情很差,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待在(翻譯工作以及書的氛圍)裡太久。因為這本書的情緒感染力很強,有很多很沉重的感覺。

但是(翻譯時)那時候疫情爆發,那時我卡在紐約,大家都只能待在家裡,那時候也剛畢業,我在做很多別的工作,想辦法要待在美國,所以邊做那些工作,邊翻這本書。這本書一直給我一種「生活架構」的感覺,就是每天有一件事情可以期待,就繼續翻譯,感覺在做的是有意義的事情。

翻譯一本書,能改變社會嗎?

《旭時報》:這本書翻譯起來很有挑戰,翻譯過程中有後悔找這本書嗎?

Tang:不會,因為我覺得它的主題很重要。這本書很重要的一點是,它不只講性暴力、權勢性侵等等,也講到「誘姦」,而很多人不知道誘姦是什麼。

不管是臺灣或是美國,社會在討論「這到底是不是性暴力或性侵」時,如果受害者同意某些行為,(社會輿論)就會認為事有蹊蹺,會覺得「他同意啊,為什麼這還算性侵?」

但是這本書就講到誘姦。誘姦(的當事人)不一定是年齡差別,也可能是領域差別,比方說你今天想要成為演員,而你還不太了解演藝界,這時有個人告訴你說「我可以帶你進演藝界」,這可能是你畢生的夢想。就在這些「不知道」之間,他會用情緒去控制你的行為,他會用「不知道的人」跟「知道很多事情的人」之間的落差,去控制受害者。

這本書的例子就是李國華,他是國文老師,知道很多中國文學、文化相關的東西。而思琪最愛的就是文學,不管是西方、東方文學都喜歡。李國華就是用她對文學的愛去控制她,讓她一再地回到李國華身邊。但她從頭到尾,根本就沒有想要做這件事。

《旭時報》:會期待這本書對英文世界帶來什麼影響?對這本書有什麼期許嗎?

Tang:很大一部分就是希望臺灣更多的文學作品被看到,而我覺得林奕含是很具代表性的作家,所以才會花這麼多時間在這個作品上。另一部分是,我覺得 #MeToo 是個需要一直被提醒的社會運動,因為只要它稍微平息一點,大家好像就開始忘記。所以它感覺要一直被帶起來,這樣子這件事情才不會被忘記。

《旭時報》:你提到「#MeToo 是個需要一直被提醒的社會運動」,是否覺得有些性別運動最帶來的改變有限?

Tang:我覺得,像臺灣雖然在法律上通過同婚,或是開始討論這些性別跟身分相關的議題,但是我自己(在臺灣居住)的環境裡,很多人都還是恐同,他們對強暴的認識就是「有人被拖到巷子裡」那種。對他們來說,「權勢性侵」好像不存在。

接觸到太多這種人,有時候會讓我覺得「#MeToo 個屁啊」。這些狀況,讓我想要帶出更多這種作品,當然個人的力量很小,我們也不可能真的以自己的力量去改變很多人,但那些憤怒會讓我想要放更多心思在這種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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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慧

李修慧 / 特約撰稿人

採訪寫作

吳政霆

吳政霆 / 研究員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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