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2 月，臺灣小說家林奕含出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下簡稱《房》），故事描寫補教業者李國華誘姦女學生房思琪，作品細緻描寫性暴力細節，又具高度文學性，奪下了當年的「Openbook 年度好書獎」。
然而，小說出版 2 個月後，作者林奕含就自殺身亡。書中對誘姦受害者的描繪，讓社會意識到補教業存在嚴重的性暴力問題。當年 5 月，立法院就修法、增訂了「防狼師條款」。出版至今 7 年多，臺灣歷經好幾波 #MeToo 運動，書中故事時常在運動中被引用，「房思琪」幾乎成為「教師性侵學生」的代名詞。
Openbook 年度好書獎評審、作家詹宏志在當年的推薦語中便寫道：「作者拉遠鏡頭，讓我們看見這是個食物鏈一般的掠食結構，狼師（們）擁有文化資本（滿口優美的文辭章句）、社會資本（他們是占盡地位與權力優勢的補習班老師，而聯考面前的脆弱考生則是絕對弱勢），這個特定情境，正是狼師們每年可以不斷取得新鮮受害者來源的共犯結構。」
這本書在臺灣具有文學史與性別史的雙重意義，之後也陸續賣出簡體中文、日文、韓文、波蘭文等版權，簡體中文版在中國的銷量甚至突破 100 萬本。在中國讀書評分網站豆瓣上，《房》至今已累積超過 38 萬則評分、12 萬條評論。作為一本「倖存者」之書，林奕含以華麗的文字、敏銳的感受力，近距離記錄了房思琪所承受的性暴力，成功跨越語言和文化，引發異國讀者共鳴。
今年 5 月 21 日，美國 HarperCollins 出版社出版了《房》英文版。HarperCollins 為美國歷史最悠久（歷史可追溯至 1817 年）、最具影響力的出版社之一。這是這間老牌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來自台灣的作品。
在英文版書籍頁面中，《房》被描述為「台灣 #MeToo 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是「一次令人心碎的性暴力描寫、對創傷情結的非凡改造，（作者）顛倒傳統的《羅莉塔》敘事，探討女性的脆弱、受害，以及為了活下去，她們必須走多遠」。
《旭時報》專訪了催生英文版的譯者 Jenna Tang，她告訴我們《房》為何吸引她、英文版的出版契機、翻譯過程遇到的挑戰，以及西方讀者如何看待這本來自台灣的 #MeToo 之書。
（考量篇幅和可讀性，以下訪談經過精簡和編輯。）
走上翻譯這條路
《旭時報》：你曾翻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如何學會這麼多語言？開始翻譯工作的契機為何？
Jenna Tang（以下簡稱 Tang）：我在臺灣時就是讀外文系，那時候讀政大歐語系法文組，曾去法國里昂交換一年。後來我去美國紐約市的新學院（The New School）讀創意寫作系，畢業之後找工作，就開始從文學翻譯這塊著手，那時參加了一些寫作、翻譯工作坊。
我從高中開始就會用英文寫作，但我沒有讀什麼美國學校，就是一般的公立學校，當時覺得寫日記不想給別人看，那就用英文寫。雖然我外文系是讀法文，可是英文還是沒有停過。
西班牙文方面，我從高中就開始學外文，德文、法文、西文都有一點點基礎。大學的時候認識很多中南美洲人，常常跟這些朋友一起 hang out（相處、出去玩），當時就覺得我滿喜歡這個語言，因為中南美洲的西文又分很多種，每個國家都有地區性的不同。因為很喜歡這個語言，所以就一直學，也自己去考檢定。
喜歡西文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很憧憬中南美洲的大自然奇景，像是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或是馬丘比丘（位於秘魯）、里約的麵包山（巴西），也很想去阿塔加馬沙漠（智利）。
《旭時報》：有的譯者認為翻譯必須忠於原文，有的譯者則認為必須讓譯文盡可能通順。你的翻譯觀比較貼近哪一端？翻譯時曾經有過哪些考量？
Tang：大部分譯者的直覺都是先用「忠於原文」的方式翻譯，當作初稿，翻譯到後面可能會發現一些文學比喻，東方、西方不太一樣，可能整個措辭、表達完全不同，翻譯時會馬上發現「這應該不可能直翻」，那時就會去查資料，會去確認在英文要用什麼詞彙表達，可能要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句子。
所以也不是說忠於原文或怎樣就一定比較美，會有很多因素全部一起考量，譯者會用自己的方式想辦法平衡它。
滿值得講的一點是，我會比較警覺，不想要太取悅西方讀者。西方讀者在語言上有很多霸權。尤其是英文，他們會覺得，這個東方的東西我不太理解，那就直接把它轉而翻譯成最靠近西方的某個概念，這樣西方讀者比較好懂。
但我覺得每個國家或是每個文化，會有自己說故事或是寫作的方式，那些方式、風格也應該要被看到、要被尊重。
《旭時報》：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西方讀者或英文的霸權？
Tang：從讀研究所開始，有的白人作家看我們的稿或是故事，他們就會說，你應該多告訴我們一點比方說跟舞龍舞獅有關的故事。」但那可能跟我們寫的東西完全不相關，可能只是中間有提到農曆新年，他們就會要求這些很沒有必要的文化裝飾。
「舞龍舞獅」的例子只是一個比喻，但是我確實曾被要求：「我們想再多看一下臺灣人是怎麼生活的。」好像我有一個任務是要介紹臺灣的風景、生活之類的。
那時就開始覺得，每個文化有每個文化自己說故事的方式，當然有些無法馬上被別的文化理解，可是應該是去對話、去平衡那個東西，這其實是翻譯蠻重要的過程。
翻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契機與過程
《旭時報》：為何會開始翻譯《房》？
Tang：《房》是我畢業後輾轉找到的第一個計畫，那時候單純就是覺得這本書的主題很重要，這本書讓我想很多，當時就想說可以試著翻譯看看。
我從 2020 年 6 月，一直翻到 2021 年 3 月。因為我本身有寫作背景，所以會認識編輯或是其他出版社人士。2022 年就是用部分稿件，送去給不同的編輯看，送了大約 30 多家出版社。
我現在的編輯 Alexa Frank 原本是我朋友的朋友，我輾轉聽過這個人，但當時沒有很認識她。剛好我們有個年度翻譯大會，可以跟編輯討論自己正在翻譯的作品，我有跟她對話，後來就一直聯絡、合作到現在。
我在提案這本書時，哈佛大學剛好有爆一些性騷擾案件，當時我就跟編輯說，這本書很重要的原因，是能比較全景的去看教育界、校園等權勢性侵的議題，最後出版社說他們願意出版這本書。我當時盡量去連結書的主題到現在發生的事情，讓大家有共感。
《旭時報》：你曾獲選文化部的計畫，有其他前輩譯者協助翻譯這本書，請聊聊這個計畫與合作的譯者。
Tang：我在「美國文學翻譯協會」（The 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ALTA）實習過，現在當他們的董事和委員會會長。當時協會有很多資源，其中一項是臺灣文化部第一次資助的計畫，它叫文學翻譯導師計畫（編按：全名為「新銳譯者指導計畫」），需要申請。
他們僱用了三毛《撒哈拉的故事》 那本書的譯者傅麥（Mike Fu）當導師，我剛好很喜歡三毛的譯作跟三毛的作品，也很想認識這位譯者，所以我就選了這名導師。我們兩個會互相討論《房》最早最早的譯稿，也會討論一些主題，像是文言文要怎麼翻。
翻譯時如何處理東西文化、語言隔閡
《旭時報》：書中很多元素非常的「臺灣」，包括補習文化、尊師重道觀念，會不會擔心英文讀者難以理解、難以共鳴？
Tang：還是回到「沒辦法取悅所有觀眾」這個概念，所以不會擔心太難理解。當然修改稿子時，會給比較信任的朋友看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有「完全看不懂在幹嘛」的地方。
像是尊師重道，從書中角色互動的方式、情感，字裏行間就可以看得出來。
補習文化方面，雖然國外的補習文化跟我們不一樣，他們稱作「after school」，是一些課外活動、課外課程，跟臺灣那種關在一個大樓、一個教室，讀數學讀英文的狀態，完全不一樣。外國朋友還是會問一些比較細的問題，像是「為什麼要補習？」、「補習要補什麼？」但其實因為現在很多外國人哈韓、哈日，透過看劇，他們其實都知道補習是什麼。隔閡其實沒有那麼大。
《旭時報》：剛剛提到你的朋友會想知道補習的細節，翻譯時，需要說明這些細節嗎？
Tang：不用，因為它已經融在故事裡。其實讀者就是想要讀新的故事、認識新的世界，所以才去讀一本新的書，所以跟著故事走就好了。有問題的話，新書發表會有 Q&A 的環節，也會有一些採訪，有興趣的讀者自己就會去找這些資料。
《旭時報》：《房》中充滿中國傳統詞句，翻譯時該如何處理？
Tang：看得出來作者看很多文言文的書，或是臺灣、中國早期的一些文學作品。她把那些口吻、風格直接融入她說故事的語氣裡面，有時候真的滿難翻的。
比方有一段是（書中角色）伊紋跟（主角）思琪開車要去珠寶店，書中有一句話：「跑車安全帶把她們綁在座位上，如此安全，安全到心死。」「心死」就很詩意，她有很多地方像這樣，是自己的比喻，用一些文學詞藻融合的心境寫照。
很多問題其實問作者最準，但（因為作者已經過世）沒辦法問她。我會想知道她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是不是還有別的意思、延伸，因為我閱讀會有我的解讀，但不一定是她的解讀。
《旭時報》：除了上述的例子，還有哪些地方翻譯起來比較困難，或讓你很想詢問作者？
Tang：其實超多地方，比方有一段是關於「曹仲達」，那個也沒辦法在西方找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編按：書中有一個段落，形容主角房思琪冒雨搭上老師李國華叫的計程車，上車後，「李國華說：『記得我跟妳們講過的中國人物畫歷史吧，妳現在是曹衣帶水，我就是吳帶當風。』。」其中「曹衣帶水」指魏晉南北朝畫家曹仲達畫人物時，衣服緊貼人體，像從水中走出來；而「吳帶當風」指唐朝畫家吳道子畫衣服的不同筆法。兩種畫法常被相提比較。）
所以後來是直翻「曹仲達」、「吳道子」之類的，故意讓人家覺得這裡很奇怪。在翻譯界，英文有一個詞是「translator's intentionality」（譯者刻意的策略）：譯者有時候會做一些很刻意的選擇，讀者不見得可以馬上理解。比方說，像這段就是希望讀者感覺到它很怪，然後自己去看資料。因為重點還是在整個故事，直翻只能傳達到那樣，如果解釋太多又會讓人分心。
《旭時報》：書中還有哪些地方，也進行了這類特殊的處理？
Tang：最前面有一段是說她們（兩位主角，兩個小女孩）上桌吃甜點，最後有一句：「她們座位之間的桌巾突然抹出一片沙漠，有一群不認識的侏儒圍圈無聲在歌舞。」那一段真的讓我我差點瘋掉，想說「這是在幹嘛！」那段就是很跳躍，不知道為什麼要描述這些東西。
但我大概可以感覺到，那是主角房思琪當下的心情寫照，她會跳 tone 的去想像很多別人不會馬上想像到的東西。我自己的解讀是，（書中主角房思琪在最後得了精神疾病），她會不會當時精神狀況已經到某一種狀態，才讓她的想像變這樣。那時編輯還把整段槓掉，說這段不相關，我堅持要留著。
《旭時報》：翻譯時有遇到其他的難處嗎？
Tang：難處就是，作者不在了。此外，書本身主題非常沉重，有時候會突然不知道為什麼，那天心情很差，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待在（翻譯工作以及書的氛圍）裡太久。因為這本書的情緒感染力很強，有很多很沉重的感覺。
但是（翻譯時）那時候疫情爆發，那時我卡在紐約，大家都只能待在家裡，那時候也剛畢業，我在做很多別的工作，想辦法要待在美國，所以邊做那些工作，邊翻這本書。這本書一直給我一種「生活架構」的感覺，就是每天有一件事情可以期待，就繼續翻譯，感覺在做的是有意義的事情。
翻譯一本書，能改變社會嗎？
《旭時報》：這本書翻譯起來很有挑戰，翻譯過程中有後悔找這本書嗎？
Tang：不會，因為我覺得它的主題很重要。這本書很重要的一點是，它不只講性暴力、權勢性侵等等，也講到「誘姦」，而很多人不知道誘姦是什麼。
不管是臺灣或是美國，社會在討論「這到底是不是性暴力或性侵」時，如果受害者同意某些行為，（社會輿論）就會認為事有蹊蹺，會覺得「他同意啊，為什麼這還算性侵？」
但是這本書就講到誘姦。誘姦（的當事人）不一定是年齡差別，也可能是領域差別，比方說你今天想要成為演員，而你還不太了解演藝界，這時有個人告訴你說「我可以帶你進演藝界」，這可能是你畢生的夢想。就在這些「不知道」之間，他會用情緒去控制你的行為，他會用「不知道的人」跟「知道很多事情的人」之間的落差，去控制受害者。
這本書的例子就是李國華，他是國文老師，知道很多中國文學、文化相關的東西。而思琪最愛的就是文學，不管是西方、東方文學都喜歡。李國華就是用她對文學的愛去控制她，讓她一再地回到李國華身邊。但她從頭到尾，根本就沒有想要做這件事。
《旭時報》：會期待這本書對英文世界帶來什麼影響？對這本書有什麼期許嗎？
Tang：很大一部分就是希望臺灣更多的文學作品被看到，而我覺得林奕含是很具代表性的作家，所以才會花這麼多時間在這個作品上。另一部分是，我覺得 #MeToo 是個需要一直被提醒的社會運動，因為只要它稍微平息一點，大家好像就開始忘記。所以它感覺要一直被帶起來，這樣子這件事情才不會被忘記。
《旭時報》：你提到「#MeToo 是個需要一直被提醒的社會運動」，是否覺得有些性別運動最帶來的改變有限？
Tang：我覺得，像臺灣雖然在法律上通過同婚，或是開始討論這些性別跟身分相關的議題，但是我自己（在臺灣居住）的環境裡，很多人都還是恐同，他們對強暴的認識就是「有人被拖到巷子裡」那種。對他們來說，「權勢性侵」好像不存在。
接觸到太多這種人，有時候會讓我覺得「#MeToo 個屁啊」。這些狀況，讓我想要帶出更多這種作品，當然個人的力量很小，我們也不可能真的以自己的力量去改變很多人，但那些憤怒會讓我想要放更多心思在這種作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