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慢慢消失了。但是，要說服人們為北極熊著想，減少能源消耗，企業採取脫碳措施，一直非常困難。
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再度當選，讓脫碳議題突然又火紅起來。川普曾公開批評《巴黎協定》，認為這「損害了美國利益，並耗費鉅資。」他在第一任期時帶著美國退出。拜登當選後，美國又重返協定。如今大家都在看，重新當選的川普，是不是會再一次讓美國撤出。
脫碳非常花錢，這在在聯合國會議上是一種共識。上週聯合國氣候峰會上，支持積極行動的一派和認為應減少努力的一派，似乎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認為實現全球經濟脫碳將極其昂貴，預估數字至少高達數十兆美元，引發各界廣泛關注。如果這個數字是真的，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企業界願意投入的可能性愈來愈低了。
然而，《經濟學人》週末一篇新的分析文章指出，脱碳的成本，可能被嚴重誇大了。
2015 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上達成《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會員國同意要透過國際合作，遏制全球氣溫上升，和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核心目標要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遠低於 2°C」，並努力將升幅限制在 1.5°C 之內。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預估每年約需要 3 兆美元到近 12 兆美元不等的資金。
為了支持氣候行動，巴黎協定因此要求發達國家每年提供至少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推動減排和適應措施；這就是川普所說的耗費鉅資的項目之一。
成本誇大的四大因素
《經濟學人》引用多位經濟學家、顧問和研究者對「能源轉型」的成本估算——這些估算經常是政策制定的依據。結果顯示，實現零排放的全球經濟轉型，每年的成本範圍在3兆美元至近12兆美元之間。雖然這些數字令人咋舌，但它們在以下四個方面被過度高估：
- 快速減排的假設：模型通常假設需要極快速的減排，導致成本增加。然而，回到現實面，「快速脱碳」的可行性完全不存在。
- 不切實際的增長預測：模型假設全球經濟和人口，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過於樂觀，進一步推高能源需求。
- 低估低碳技術的進步：例如，太陽能和鋰電池的成本下降速度，往往被低估。
- 忽略基礎能源投資的必要性：即使不推動脫碳，全球仍需為能源需求的增長投入巨額資本，這部分支出不應單獨計入脫碳成本。
根據《經濟學人》的計算，目前為止，每年全球增加的減碳費用可能不到 1 兆美元，僅占全球 GDP 的 1%，雖非小事，但也非無法承受的負擔。實際上，經濟增長放緩、技術成本降低及更溫和的淨零排放目標，都可以有效進一步壓低成本。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數據，2024 年能源投資約為 3 兆美元，占全球 GDP 的 3%，其中四分之三來自私人，四分之一來自政府。
清潔能源投資數字在一定程度上被誇大，因為它們包括電動車（EV）、熱泵和電網改進的投入，這些措施本身減排效果有限，但為未來低碳電力系統做好了基本建設。例如，在中國，電動車減少了石油需求，但因以煤炭為主的電網充電，減排貢獻非常有限。
雖然減碳行動看起來效益不彰，但是從升溫結果來看，還是有些希望的。201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預測全球氣溫到本世紀末將升高近 5°C，而今年的預測降至略高於 3°C。國際能源署（IEA）認為當前政策可能導致升溫約 2.4°C，但仍未達到《巴黎協定》的 2°C或 1.5°C目標。
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巨額投資，也就是在這個數字的估算上，看到爭議極大的落差。IEA 模型顯示，2050 年淨零排放需每年投資約 5 兆美元；BNEF 估計每年需 5.4 兆美元；麥肯錫則預測到 2050 年成本將達9.2 兆美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指出，要將升溫限制在 1.5°C，每年需投入 7 兆至 12 兆美元，顯示 1.5°C 目標的成本高於 2°C 目標。
限制升溫 1.5°C 以內非常不現實
模型方法的差異導致預測結果差距極大。然而，無論何種模型，《經濟學人》批評認為，都缺乏現實。例如，限制升溫至 1.5°C 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根據「全球碳預算」科學家聯盟估算，按照當前排放速度，地球氣溫將在 6 年內就會永久達到這一水平。要以這個標準完全阻止氣候變化，必須在此期間內終止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這在技術和經濟上幾乎無法做到。
相比之下，將升溫限制在 2°C 以內更為可行。「全球碳預算」估計，若保持當前排放速度，大概需 27 年才能達到這一溫度。較長的時間框架，讓過渡過程可以更緩慢且成本更低。
然而，許多分析仍專注於 1.5°C 的更嚴苛目標。這在巴黎協定中被視為對脆弱國家和氣候活動家的重大勝利。雖然 IPCC 報告顯示，1.5°C 的升溫已會造成嚴重損害，2°C 則將是災難性的，但指出實現不可能目標的高昂成本，對於實際行動幫助有限。
經濟成長被過度高估了
懷俄明大學的研究指出，聯合國專責評估氣候變遷的 IPCC 所使用的「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模型，可能高估了全球經濟成長，尤其是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基於人均 GDP 成長率的歷史資料，很多國家的經濟成長可能比 SSP 模型的「中間道路」情境還要更緩慢。假設到 2050 年全球經濟年均成長率為 2.7% 的數字都可能是過於樂觀的，因為人口成長減緩與老齡化，已經開始在拖慢經濟成長的力量。
經濟成長減緩，會降低能源需求和減碳成本，更現實的成長預測，有助於準確估算脫碳成本，但過於樂觀的假設可能使減碳成本顯得高昂。
在技術進步預測上，經濟模型也存在偏差，例如高估碳捕獲技術的採用，低估太陽能電池板和鋰電池的成本下降。劍橋大學研究顯示，根據「賴特定律」，技術成本隨產量翻倍而降低的規律可能使減排速度加快，甚至以較低成本實現 1.5°C 的氣候目標。
清潔能源投資與減碳成本的現實挑戰
快速成長的產業中，一些基礎建設瓶頸常阻礙新技術普及，這會讓清潔能源技術即使成本下降，也仍然難以接力，為減碳貢獻。
例如，太陽能雖便宜，但許多國家電網連接速度緩慢；海上風電場建設的專業船隻全球不到 24 艘，且已預訂多年。很多經濟預測模型試圖反映這些限制，但對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往往預測過於保守。過去十年，IEA 一再低估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能力。
延遲減碳的成本也被低估。Wood Mackenzie 的「延遲過渡」情境假設全球溫升 3°C，需在 2050 年前投入 52 兆美元，與實現 2°C 所需的 65 兆美元相差僅 13 兆美元，約相當於每年全球 GDP 的 0.5%。其他研究也表明，實現 2°C 目標的額外年投資成本約 4,000 億美元。即便是實現 1.5°C 的高成本，扣除原本已需進行的投資後，每年實際增加的成本降至 9,000 億至 2.1 兆美元，且可隨經濟增長進一步下降。
關鍵在於投資的時機。2°C 目標要求在早期集中投入更多清潔能源。能源轉型委員會估計，到 2040 年，清潔能源投資需從 2020 年的 1 兆美元增至 4 兆美元，隨後下降。同時，化石燃料投資將同步減少，最終因需求降低實現運營成本節省。
減少暖化成本的現實與挑戰
即使 2°C 的減碳成本主要集中在初期，整體負擔並不如想像中沉重。雖然 1.5°C 的目標難以達成，但如果投入更多資金，可能將暖化控制在 1.8°C 以下。即使只是減少零點幾度的升溫，也能透過減少氣候災害帶來的損失，達到成本回收的效果。
不過，要實現這一樂觀目標仍面臨三大挑戰：
- 農業排放的技術不足：減碳重點雖然是電力和運輸，但農業產生的甲烷和氧化亞氮同樣是大問題。相關技術還不成熟，未來的減排成本難以估算。
- 資金與需求無法平衡：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的貧窮國家，往往無力負擔減排所需的資金。更糟糕的是，這些國家面臨的融資成本非常高，例如在德國建太陽能農場只需 7% 的投資回報率，但在贊比亞卻需要高達 38% 的回報率。要是無法降低開發中國家的融資成本，全球減碳的總花費將更驚人。
- 政策與執行不到位：許多政策執行起來常與理想相距甚遠。例如，明明可以用碳稅降低減碳成本，卻因政治壓力採用更昂貴的補貼方式；政府還可能偏袒化石燃料產業或保護本地企業，增加額外的開支。
此外，國家之間在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的資金分配上經常有爭議，導致適應支出壓縮了減碳的預算。
儘管面臨挑戰，能源轉型的成本仍被過度誇大。一些氣候懷疑者用高昂的成本數據降低行動意願，而氣候活動人士則利用這些數據爭取更多資金支持。事實上，氣候變化並非世界末日，也不是昂貴的騙局，而是一個真實但可以負擔的問題，只要方法得當，仍有機會有效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