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是否在全球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角色？
在歐洲央行（ECB）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眼中，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樂觀。
歐盟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一，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23 年歐盟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18.349 兆美元，約占全球經濟 17.4%；然而，與美國或其他新興國家相比，歐盟的經濟成長速度不只緩慢，在經濟產值的影響力上，也不斷衰退。
自 2008 年以來，美國 GDP 增長了 87 %，相比歐盟則停滯不前，甚至略有下降；2023 年，歐盟 27 國的製造業 GDP 占經濟總規模約 15.03%，低於中國的 26.18%，歐盟工業基礎相對正在萎縮的現象、工業水準缺乏創新，特別是德國工業部門面臨高昂的能源成本和競爭力下降的問題。
對歐洲來說，最迫近的危機，不是內部缺乏創新而衍生的不進則退，而是美國快速興起的保護主義，不只對中國，也對歐盟帶來嚴重的影響。美國下屆總統川普，已經說過要提高歐洲產品的進口徵稅，以減少對歐盟的貿易順差。
作為一個鬆散的經濟同盟組織，歐盟透過建立統一貨幣和市場，建立全球經濟影響力的初衷，在歐元正式流通 22 年後、歐盟一體化的經濟實力並沒有真的實現。很明顯的，歐盟需要加快經濟改革，以應對新的挑戰。
作為歐盟經濟體的最重要領航者，過去兩週，拉加德頻繁在國際媒體上投書、受訪和演講，她積極提出歐盟經濟改革的處方。拉加德在國際政治金融圈，具有崇高的地位，曾被《金融時報》評為歐元區最佳財政部長；2011 年至 2019 年她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結束在 IMF 的任期後，拉加德獲聘成為歐洲央行總裁至今。2010 年以後的國際經濟體制，拉加德是最有影響力的人。
每一任的央行行長都由歐盟高峰會任命，任期 8 年、不能連任。拉加德將在 2027 年 10 月底卸任，從她近期的談話看來，歐盟是否會開始走向更寬鬆的貨幣管制政策，又或是透過推動單一集中式的跨成員國監理制度，進而開始從同盟國層級共同推動創新創業的具體政策，會是未來二到三年重要轉折。
為什麼歐洲的全球經濟重要性會下降？
原因很簡單，和全世界很多政府遭遇的挑戰都一樣：產業創新不足。各國產業創新不足原因各自不同，但對實際上是多元政治體制國家組成、單靠歐元貨幣體制結盟的歐洲而言，這個問題更是複雜。
拉加德把焦點放在資本市場改革，她認為應對歐洲經濟的關鍵解決方案，就是活絡資金流動；釋放歐洲資本市場的潛力可以推動創新、促進成長，強化歐洲各國在碎片化的新世界經濟體系中，隨時應對挑戰的韌性。身為法國人，拉加德對於法國政局因為經濟問題而陷入僵局的現況，也表達深刻的憂慮。
她認為，歐洲資本市場的關鍵問題，從儲蓄者到創新者的資金流動，被三大關鍵環節阻礙，分別是「進入」、「擴展」和「退出」階段。這些瓶頸不僅限制了歐洲的經濟活力，也使得區域內的創新發展裹足不前。
最新一屆的歐盟委員會，正在布魯塞爾總部大樓舉行會議。如何在美國明確走向保護主義，貿易壁壘無可避免持續固化的現狀下，讓歐盟走出經濟影響力衰弱的困境，會是本屆委員會的重要議案。（達志影像）
阻礙一：高儲蓄、低投資，歐洲資本市場資金不足
歐洲居民的儲蓄率高於美國，根據拉加德在 2024 年歐洲銀行業大會演講中提及的數字，歐洲居民 2023 年的儲蓄率 13% ，而美國人則是 8%。然而，歐洲人把儲蓄的資金，都放在低風險卻也低收益的現金和存款；這種偏好導致約 11.5 兆歐元（約 12.15 兆美元）的資金閒置，高達歐盟家庭金融資產總額的 33%，相較之下，美國家庭以這種形式持有的金融資產只佔家庭資產的 10%。
這種行為有兩個重大後果。首先，歐洲人錯失透過資本市場投資增加財富的潛力。自 2009 年以來，美國家庭財富的成長速度是歐盟家庭財富的 3 倍，部分原因是美國人更願意參與股票市場。其次，能夠進入資本市場的資金因此而大幅減少。拉加德估計， 如果歐洲人的投資行為與美國人達到一致的水準，每年歐盟的長期資本市場將會多出高達 3,500 億歐元（約 3698 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然而，歐洲人很少把資產投資到股票市場的原因，是歐盟本身特有的制度結構造成的。
在歐洲，提供給一般散戶零售投資的環境分散、不透明且昂貴，這會讓一般人難以駕馭和信任資本市場。例如，與美國同業相比，歐洲共同基金的散戶所支付的費用成本要高出 60%，相比之下，有保障的儲蓄帳戶自然更具吸引力。荷蘭、瑞典和丹麥等國的例子顯示，歐洲人並非天生厭惡風險，當面臨競爭激烈的市場和多樣化的投資選擇時，他們願意改變自己的投資行為。
解決方案：歐洲儲蓄標準
要鼓勵更多資金進入歐洲資本市場，作為經濟成長的基本動力，拉加德認為應該考慮制定一個統一的「歐洲儲蓄標準」，包含以下特色。
- 一套標準化的歐盟範圍內的儲蓄產品：一套標準化的儲蓄產品，供所有歐盟公民選用。
- 透明度和可訪問性：這些產品的設計，應該要讓所有人都容易理解和使用，並提供投資過程相關費用、投資組合構成和投資選擇的明確資訊。
- 可負擔性：拉加德特別強調，這些產品必須是一般歐洲公民也能負擔的；減少過程中的繁文縟節、增加金融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就能降低成本。
- 投資選擇範圍：這個統一的標準，應該可以提供一系列投資選擇，以滿足不同的風險偏好和投資目標。
- 統一的稅收優惠：透過在所有歐盟成員國調整這些產品的稅收優惠，這些標準化儲蓄產品的吸引力，將進一步增強。
阻礙二：資本流動受限，每一個國家就是一座資金孤島
即使是已經進入股票市場活化資金價值的歐洲人，多數的投資範圍都仍停留在國內市場。超過 60% 的歐洲家庭股票投資集中於本國市場。此外，歐洲機構投資者也更傾向於把資金配置在美國市場，而非歐盟內部。
關鍵因素，是歐洲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極度碎片化。2023 年，歐盟境內共有 295 個交易場所、14 個集中交易對手 (CCP) 和 32 個中央證券存管機構 (CSD)；相對之下，美國只有 2 家清算所和 1 個 CSD。歐盟成員國的公司法、稅收法和證券法錯綜複雜，再加上有的國家要求本地企業必須使用本國 CSD，這些規定造成規模更大、效率更高的金融市場機構難以出現。
在歐盟內的跨國交易交易成本極高，因此強化投資者的本土偏見，導致歐盟市場的流動性遠低於美國市場。美國大型企業的平均每日交易量是歐洲的 1.3 倍、中型企業則高達 2 倍。
解決方案：結構性改革
拉加德呼籲歐洲需要從根本制度改變現行的漸進式整合方式，她提出具體的做法。
- 歐洲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建立類似美國 SEC 的中央機構，統一執行規則並確保監管一致性，這樣就能減少交易場所、CCP 和 CSD 的數量。
- 雙層架構： 與歐盟的競爭執法和銀行監管模式類似，可以實施兩級體系，其中滿足特定標準（例如規模較大、跨境活動多）等的金融服務提供商設立「歐盟級別的監管框架」，小型國內企業則保持國家級別監管。
- 「28th 制度」：為受阻礙的領域創建特定的歐盟法律框架，例如統一的證券發行制度，便利跨境交易。同時，要授予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ESMA）轉變為更強大的監管機構，逐步吸收目前由國家監管機構履行的一些職能。
然而，結構性改革必然會牽涉既得利益結構的反對和挑戰，歐盟內部的國際政治關係又極度複雜，拉加德並沒有忽視這個現實，她認為歐盟必須投入更多，讓歐洲市場了解自己正因為這些舊的結構問題，處於極度不利的位置。
阻礙三：新創出走，創新企業在歐洲無法存活
歐洲的風險投資因為資本市場結構不佳，也難以發展，歐洲的產業創新因此只能依賴外資。
歐洲創投（VC）生態系統不發達，缺乏美國所擁有的成熟投資人網絡，包括天使投資人、創投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歐洲的創投只為美國水準的三分之一左右。一旦資本都被分配到儲蓄，就不會流向創新公司和產業，歐洲新創企業的資金不足、專業知識的可用性也太少。表現較好的歐洲新創公司在需要擴大規模時，很容易面臨資金短缺，特別是在後期融資階段。
因此，歐洲的科技新創公司超過 50% 的後期投資，都來自歐盟以外，特別是美國。這導致創業者傾向於在美國市場上市和擴展業務，形成歐洲傑出公司「被迫出走」的現象。
解決方案：縮小資金缺口
- 釋放長期投資資金的潛力： 調整歐盟的監管制度，讓退休基金等長期投資者增加對風險資本的投入。目前，歐洲退休基金僅有 0.02% 的資產投入 VC，遠低於美國的 2%。
- 強化公共開發銀行作用： 鼓勵歐洲投資銀行（EIB）加大風險分擔，吸引私人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
- 探索創新債務融資：透過銀行貸款模式的創新，加快歐洲市場對新創的支持。根據拉加德的演講，歐洲銀行目前向房地產企業提供的貸款超過 6,000 億歐元，但向科技新創提供的貸款不到 1,000 億歐元，但兩者帶來的附加價值卻差不多。如果銀行要向風險較高的行業提供更多貸款，而又不影響迄今為止一直有效的信用監管，歐洲應該要推動銀行債務的證券化。
距離卸任還有三年，拉加德：這是改變的時刻
拉加德強調，解決這三大瓶頸是釋放歐洲創新潛力的關鍵。這些障礙相互交織，形成惡性循環：高成長企業不足導致低估值，流動性降低，進一步抑制資金流入。她呼籲歐盟領導人拿出政治決心，克服既得利益阻礙，以大膽改革為歐洲鋪設創新的經濟之路。
她引用達文西的名言作結：「光有知識還不夠，我們必須行動；光有意志還不夠，我們必須執行。」通過解決資本市場的瓶頸，歐洲將能實現經濟增長，並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塑造更強有力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