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三（3/25），中國在北京中關村論壇的開幕式上宣布，將向全球科學家開放十座重大科研基礎設施，任何國籍的研究者均可提出申請。
這十座設施中，包括位於貴州的 FAST 球面射電望遠鏡，口徑五百公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單口徑望遠鏡；位於安徽合肥、中國科學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運行的 EAST 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融合實驗裝置，2025 年 2 月才剛寫下核融合電漿約束時間的世界紀錄；以及位於黑龍江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空間環境模擬研究基礎設施。
根據今年三月正式啟動的十五五計畫，中國將在 2026 至 2030 年間維持研發支出每年至少增長 7%，基礎研究佔比目標第一次突破 GDP 的 0.5%。相比之下，美國聯邦政府同期正在收縮科研預算，終止或凍結數千份科研補助。
也是上週三，全球引用率最高的自然科學學術期刊《自然》（Nature）刊登以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為主題的特刊，其結論受到矚目：依照 OECD 數據的現有趨勢，中國將在 2028 年前後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公共科學研究資助國。
相對於中國積極向國際科研計畫和人才招手，美國總統川普自 2025 年 1 月上任後，便開始對聯邦科研補助展開系統性的刪減。一長一消，這可能會進一步讓美國在基礎科學的競賽上，向中國讓位。
根據追蹤研究補助動態的獨立網站 Grant Witness 追蹤數據，截至 2026 年 3 月，全球規模最大的生醫研究公共資助機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遭終止或凍結的補助逾 5,400 份（約 5.2 億美元）；負責非生醫領域基礎科學研究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則有約 2,000 份（約 7 億美元）被終止。雖然經過法院裁定，其中有約 2,600 份計劃應該要被恢復，但實際執行情況不明。
最新的攻防結果是：美國國會在 2026 年 1 月以兩黨支持通過最終預算，護住了 NIH 與 NSF 的大部分年度撥款，白宮提案「NIH 砍 40%、NSF 砍 57%」的極端方案並未落實。但川普團隊對美國基礎科學研究方向的調整，已透過行政手段持續推進——補助審查、人事任命、研究題目的意識形態篩選——這些工具不需要國會授權。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前研究科學家、Grant Witness 共同創辦人史考特．德拉尼（Scott Delaney）說：
「很多人說補助恢復了並沒有造成傷害。但事實並非如此。有數千人失去工作，（美國）整個科學體系受到的干擾遠比表面看起來嚴重。」
這場攻防，不是從這個三月才開始的。它的根源，要回到一個中、美兩國曾經深度合作、彼此需要對方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如何走向終結。
貴州的 FAST 球面射電望遠鏡，口徑五百公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單口徑望遠鏡。（圖片來源：中國國務院）
一個曾經互利的體系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工程統計中心（NCSES）的數據，2000 至 2020 年間，中國人始終是在美國取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最大單一國籍來源，部分工程與電腦科學領域的外國學生中，中國籍學生佔比超過三分之一。2007 年，中國頒授的 STEM 博士數量，首次超越美國；到 2022 年，中國每年產出超過五萬名 STEM 博士，約為美國的兩倍。
然而，早期兩國之間的高階人才交流，並不是在充滿敵意的競爭氛圍下進行的。
根據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的分析，2010 至 2018 年間，中、美兩國是彼此在科學研究上最大的合作夥伴，共同發表的論文數量遠超任何其他國家組合。這個合作關係在某些領域幾乎是結構性依存：美國的 AI 研究有相當比例涉及在美華裔學者，中國的生命科學研究有大量數據與方法論來自中美合作項目。
這個體系在 2018 年開始出現裂縫。
2018 年，川普在第一任總統任期的第二年啟動「中國行動計畫（China Initiative）」，由司法部主導，開始調查涉嫌向中國轉移技術或研究成果的學術人員。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福．雷（Christopher Wray）在接受 CBS《60 分鐘》節目專訪時說：
「沒有任何國家對我們的想法、創新與經濟安全，構成比中國更廣泛、更嚴重的威脅。」
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本身，在制度層面打破了民用技術與軍事用途之間的邊界，任何正常的技術合作，都可能成為中國軍事現代化的供給管道；這促使美國開始升級出口管制，將半導體製造設備、先進晶片、部分 AI 技術列入管制清單，限制向中國出口。這讓中國意識到，依賴美國科技與技術供應鏈，存在根本性的國家戰略風險。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的報告顯示，中美科研合作論文數量，在 2018 至 2024 年間陡然下降約 40%，美中之間曾經深度互補的科學研究體系，從此開始快速脫鉤。
美、中兩方都因此承受了不同的代價。
美國失去的，是研究人力結構的基礎產生鬆動。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統計，在美國取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過去有超過 90% 選擇留在美國工作至少五年；這批人在 AI、材料科學、化學、工程領域貢獻了大量研究產出。「China Initiative」啟動後，美籍華裔科學家開始承受額外的調查壓力，部分人即使未被起訴，也因為調查過程本身帶來的職涯風險而選擇離開。
而中國失去的，是在美國實驗室的訓練管道與合作網絡，但同時獲得了一個強烈的政策動機：必須加速建立不依賴美國的自主科研能力。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60分鐘》中指控，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本身，在制度層面打破了民用技術與軍事用途之間的邊界，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脅。（CBS）
美國主動脫鉤：安全審查與意識形態清洗
2018 年的「中國行動計畫」在 2022 年因引發學術界對種族歸納（racial profiling）的廣泛批評，而被拜登政府正式終止，但司法部在 2025 年川普再一次上任後，再度重啟了相同的調查計劃。
川普代表的美國保守右派陣營，一直對中國學術間諜活動表示擔憂。根據史丹佛大學學生刊物《Stanford Review》2025 年 5 月的調查報導，中國透過中國法律對在海外的中國公民施加義務，要求部分在美國的研究員必須定期向中國政府回報所在實驗室的研究方法、軟體工具與工作流程，被中國政府監控的美國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集中在 AI 與機器人。在司法層面，司法部對相關大學採取《虛假申報法》（False Claims Act）訴訟策略，德拉瓦大學於 2024 年 12 月就因未披露教授與中國政府的關聯，支付 71.5 萬美元和解金。
然而，川普政府的回應並不止於安全調查。它同時動用了第二個工具：以意識形態標籤，對研究補助進行系統性篩選。
- 用 ChatGPT 審查科學研究補助款
2025 年 1 月，川普簽署行政命令，禁止聯邦資金支持任何涉及多元共融（DEI）、性別意識形態或氣候相關框架的研究計畫。執行這道命令的主要機構，是當時仍由馬斯克（Elon Musk）主導的政府效率部（DOGE）。
根據媒體報導，DOGE 人員在 22 天內完成了對國家人文基金會（NEH）的全面清洗：65% 的人員遭裁撤，補助審查流程由 ChatGPT 執行——將申請書摘要輸入 AI，由 AI 判斷是否符合川普的政策方向，不符合者直接終止。NEH 超過一億美元的執行中補助預算在這個過程中被取消，包括美洲原住民語言保存計畫、歷史文獻數位化項目，以及多所社區大學的人文教育計畫。
這個工作流程被複製到自然科學領域，但出現了一個結構性問題：NSF 的補助申請格式，本來就要求申請人說明研究的「更廣泛社會影響」（Broader Impacts）。任何照格式填寫的申請人，都可能在 AI 審查中被標記為使用了「DEI 語言」。《紐約時報》去年 7 月調查，被砍掉補助的科學家中，包括一位來自西維吉尼亞州農村、白人出身、研究腸道微生物群如何影響農村兒童健康的女性科學家——她的補助被終止，理由是申請書中出現了「服務於資源匱乏社區」的字樣。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引述研究者評論：「NSF 的 AI 審查系統，會把任何照官方格式填寫的申請表都標記成 DEI，這是荒謬的。」
- 兩個工具，打中了不同的目標
這是川普科研政策最核心的矛盾：安全審查與意識形態篩選被混在一起執行，而兩者的對象幾乎沒有重疊，導致受傷最重的反而是美國本土科學家。
真正有間諜風險的研究，走的是另一套司法程序，需要聯邦調查局的長期蒐證與起訴，行政命令無法加速這個程序。被意識形態篩選清除的，則是照格式申請補助的一般美國本土科學家。例如，NIH 的 MOSAIC 計畫，一個專門協助缺乏資源背景的博士後研究員進入教職的專案，也在這波清洗中被終止。另外一個案例，NSF 提供給大學生的暑期研究計畫（REU）從每年約 200 個縮減至 52 個。美國新一代科學人才，成了這場以反間諜為名、實為意識形態清洗的政策下，最真實的犧牲品。
川普砍掉的科研預算，去了哪裡？
被清除的補助並沒有消失在赤字削減裡。川普同期大幅增加了另一類科研支出：軍事 AI 與國防科技。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 FY2026 研發預算分析：川普第二任至今的所有聯邦機構中，唯一獲得大幅增加研發預算的是「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川普政府對國防部的更名）；研發支出從 FY2025 的 919 億美元增至 1,129 億美元，增幅 23%。同期 NIH、NSF、NASA 的研發預算則全數下降或持平。若採用五角大廈自身更寬泛的「研究、開發、測試與評估（RDT&E）」口徑，總預算則達 1,790 億美元，其中 AI 與自主系統超過 22 億美元，無人機與無人艦艇系統 98 億美元，陸軍、海軍、空軍的 AI 預算分別增加 38.3%、25.7%、21.7%。
在民用 AI 方面，川普政府在 2025 年 7 月發布《美國 AI 行動計畫》，宣布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新設五個「國家 AI 研究院」，投入 1 億美元的公私合作資金，並由 DARPA 主導新的 AI 可解釋性與控制技術開發計畫。同時間，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還宣布要啟動「創世計畫」（Genesis Mission），目標建立單一國家 AI 平台，整合跨部門科學研究。
「戰爭部」在 2026 年 1 月發布的《人工智慧戰略》文件開宗明義：
「美國軍隊必須建立在整合此技術的領先優勢上，以使我們的戰士更加致命與高效。」
川普的科研預算邏輯，在他的公開演講與軍事行動中得到了最直接的印證。上週五（3/27），川普在邁阿密 FII 投資峰會演講中，展示美國科技優勢的方式，就是列舉美軍如何摧毀伊朗核設施、海軍與空軍的軍事行動成果，藉此吸引國際投資人到美國投資相關科技研發。
今年 1 月美軍三角洲部隊突擊委內瑞拉，一小時內完成逮捕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並撤離，全程無美軍傷亡。2 月 28 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聯合空襲，美軍在開戰的前 24 小時內打擊超過一千個目標。
兩次行動的共同特徵，是 AI 在作戰鏈中的深度介入。根據美軍的官方資料，伊朗空襲中使用了 Palantir 的 Maven Smart System 與 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AI 負責從海量情報中篩選目標、評估打擊時機並產出座標，人類指揮官在最後環節確認。美軍中央司令部指揮官布拉德．庫珀（Brad Cooper）事後說：
「這些系統讓我們能在數秒內分析龐大數據集，讓指揮官的決策速度超越對手的反應速度。」
五角大廈 FY2026 預算突破一兆美元年、成長率 13%，CSIS（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美國國防預算的資源分配邏輯是「讓現有系統更現代化、讓現有武器更自動化」，而非投資下一代技術的基礎研究。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貝爾法中心（Belfer Center）去年 6 月發布最新的「關鍵與新興技術指數」對 25 個國家科技實力進行量化評分，結果顯示，美國整體得分 84.3 分，中國 65.6 分，差距仍大；但報告同時點出了一個警訊：「對學術研究資金的削減，以及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正在侵蝕美國的核心優勢。」
歷史上幾乎所有改變戰爭形態的技術突破——從雷達到 GPS 到 mRNA 疫苗背後的免疫學——全部來自沒有明確軍事目的的基礎研究長期積累。川普政府把科研預算集中在軍事應用場域，這讓部分科學界人士擔憂，美國的基礎科學可能因此而落後；而基礎科學，正是中國政府目前在國內大力加碼的範疇。
中國的選擇：新五年計劃對照出口管制清單填空
在最新的十五五計畫（2026–2030）中，中共國務院提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 141 頁草案裡，有一個詞始終沒有出現：晶片。
光刻機、晶圓廠、極紫外光等，整個「晶片戰爭」在華盛頓討論的詞彙體系，在這份文件裡都是空白。ArtifexAI 創辦人、長期向美國國防部與國安會提供中國 AI 戰略簡報的拉斯．威爾考克斯（Russ Wilcox），在計畫發布後隔天就指出了這個反常現象：
「美中科技競爭中被制裁最多的技術是半導體。這份十年最重要的中國國家發展規劃文件，『晶片』這個詞一次都沒有出現。零次。」
不過，在同一份文件裡，AI 出現了超過 50 次。
2025 年，中國全國研發支出突破 3.92 兆人民幣（約 5,690 億美元），首次超越 OECD 平均值，佔 GDP 的 2.8%。根據中國官方媒體自己的估算，按購買力平價比較，中國研發總支出從 10 年前佔美國的 72%，已迅速增長至 96%。COVID-19 疫情後，中共就開始大力投資基礎研究，2023 年，中國研發支出年增率就達 8.7%，遠超 OECD 平均（2.4%）、美國（1.7%）及歐盟（1.6%）。
十五五計畫就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往前推進，到 2030 年前，中國全國研發支出每年至少需要增長 7%，其中包含六大領域、109 項重大工程。若把這份清單與美國對中國出口管制品的技術類別清單並排，會發現兩者高度重疊，被美國封鎖的，中國就得「超常規措施」自己補足：
- 半導體：提出「採取超常規措施」（extraordinary measures）實現突破，目標是 2030 年前實現先進製程國內自主生產
- AI：全文提及超過 50 次，包含跨產業的「AI+ 行動計畫」，以及部署能以最低人工監督執行任務的 AI 智能體
- 量子計算與通訊：目標建立整合太空與地面的量子通訊網路，開發可容錯的通用量子電腦
- 人形機器人：廣東省已將「具身 AI」（embodied AI）列為地方科研首要優先，聚焦「大腦與小腦的整合」
- 腦機介面、6G、核融合：同列為優先突破領域
然而，規模不等於深度。Nature Index 2024 的數據提供了一個更細緻的截面：在化學領域高品質論文的全球機構排名中，前 20 名有 18 所是中國大學與研究院；但在生命科學，美國的貢獻量仍是中國的四倍以上。
硬體層面的差距也同樣存在。美國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的評估指出，中國半導體先進製程仍落後 TSMC 等全球領導者約 5 年。十五五計畫的宣示雄心，不等於能夠兌現的技術路線圖，這個落差，在過去每一輪五年計畫裡都曾出現過。
十五五計畫資助的科學研究領域，本質上是「已知缺口的已知解法」：半導體要追趕台積電的製程，量子要複製 IBM 的路線圖，AI 要補 CUDA 的替代品。這種定向研究模式，擅長追趕，不擅長開創，主要目的是壓縮差距，但很難製造出下一個 AlphaFold 或 CRISPR 那樣的意外突破。
矛盾的是，中國的私人科技資本，可能會用一種全然不同的方式、以及違反西方世界市場直覺的動機，填補中國基礎科學研究自由的缺口。
馬化騰的「基礎科學研究贊助」支票與富豪政治安全費
2022 年 4 月，中國網路科技巨頭騰訊科技的創辦人馬化騰，在公司的內部會議上宣布了一個在中國科研界前所未見的計畫：騰訊將會在未來 10 年（2022 至 2032 年），出資 100 億人民幣，支持 200 至 300 位傑出科學家，關鍵是，沒有指定研究題目。
這份由「國家有關部門指導」的「新基石研究員計畫」，研究者可以自己決定研究什麼，連申請時都不需要提交研究計畫。這種資助邏輯，在中國政府的科研補助體系中從未出現過，它更接近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的模式，資助的是科學家本人而不是一個具體的計劃題目。
2024 年 3 月，同樣是中國科技巨頭之一的小米科技，其公益基金會向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NSFC）會捐款 1 億人民幣——這是 NSFC 成立以來，首次接受民間捐款；接著 2025 年 2 月，騰訊再跟進，向 NSFC 捐贈 5 億人民幣，這些資金會用來資助博士研究生階段的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
為什麼中國科技巨頭的老闆，要慷慨解囊支持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發能量？
雪梨科技大學副教授 Marina Yue Zhang，在《自然》2026 年 3 月的調查報導中，為這波捐款潮提供了一個更冷靜的解讀：私人捐款的目的，「不只是為了支持科學研究」，而是購買一張「在政治體系中繼續運營的政治許可證」。
「你保持低調，但持續做政府希望你做的事。捐款給研究基金、頒發突破性科技獎項，這些事情都受到政府的歡迎。」
這個邏輯在 2021 年後的中國科技圈，有非常具體的背景：馬雲因公開批評監管體系，螞蟻集團 IPO 因此被叫停、本人從公眾視野消失數月。這個案例之後，中國科技富豪對「如何與黨的優先議程保持一致」變得高度敏感。馬化騰的 100 億，宣布時間點，正是騰訊遭遇遊戲版號暫停核發、市值蒸發數千億港元的一年之後。
然而，從政治動機出發的經費贊助，仍然有可能發揮推動中國科學研究發展的效果。
新基石計畫實際運作的方式，確實比中國政府的任何科研補助都更接近西方基礎研究的精神：每位研究者分別獲得每年最高 300 至 500 萬人民幣的穩定資助，連續五年，期滿可申請續期。計畫官方明確承諾：「不對研究員設置明確的研究任務，不考核論文數量，也不限定必須拿出成果的期限。」計畫科學委員會主席、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稱，這個設計是為了讓科學家能靜下心來「十年磨一劍」。
沒有 KPI、沒有論文要求，這個設計在西方私人科研資助圈並不罕見，但在中國是頭一次。它也因此帶來一個尚未被回答的問題：當成果不可量化，問責機制從何而來？計畫運作至今已進入第三期，尚未有任何公開的評估報告或問責記錄。
這些錢最終能不能產出真正改變賽局的基礎科學突破，現在還沒有人知道。新基石計畫運作至今不過四年，第一批研究者的五年資助期尚未結束，成果無從評估。
但有一件事不需要等到答案：美國同一時間把科研預算的重心移向軍事 AI 與國防應用，基礎科學領域的資金因此收縮。其他國家政府都嗅到一個絕佳機會：美國為了防堵中國崛起，正在主動釋出它過去壟斷的基礎科學人才。
頂尖科研人才流動地圖：用腳投票的科學家們
2025 年 1 月川普上任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凍結大量聯邦科學研究補助。兩個月後，根據《自然》期刊的調查，75% 的美國科學家表示他們因此而考慮離開美國。
歐洲是第一個制度性出手的。
2025 年 3 月底，法國率先啟動個別招募行動；4 月，歐盟開始討論集體搶人策略，《彭博社》以〈全球搶人競賽升溫〉為題報導了這波浪潮。 2025 年 5 月 5 日，法國總統馬克宏與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索邦大學聯合宣布「選擇歐洲做科學」（Choose Europe for Science）計畫，直接點名目標對象：川普政府科研預算削減政策下被迫離開美國的研究者。馮德萊恩當場宣布 5 億歐元的研究資助方案（2025–2027），超過 100 個歐盟成員國國家與地區計畫也會同步啟動：
- 法國：「選擇法國做科學」，大學可向政府申請共同資金接待國際研究者，埃克斯馬賽大學設立「科學安全港」，為被迫離開美國的研究者提供臨時職位與實驗室空間。
-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啟動「跨大西洋計畫」，學會主席派翠克．克拉默（Patrick Cramer）明確表示：「被迫離開美國的傑出研究者，我們會考慮讓他們擔任所長職位。」計畫宣布後，來自美國的職位申請量已較前一年翻倍。
- 加拿大：2025 年 12 月啟動「Canada Leads 100 挑戰計畫」，鎖定 AI、量子、生命科學等關鍵領域的世界頂尖研究者，提供穩定長期職位與完整搬遷支援。
- 挪威：研究部長辛格倫．奧斯蘭（Sigrun Aasland）表示，因為「美國學術自由正承受壓力」，因此挪威政府將撥款 1 億挪威克朗（後來擴張到 3 億），在現有的卓越研究中心框架下，開放全球研究者申請。
- 澳洲：澳洲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啟動「全球人才吸引計畫」，計畫官網明確寫道：「初期聚焦美國——這是一個緊迫且前所未有的機會」，提供搬遷補助、長期研究職位與簽證快速通道，優先領域包含 AI、先進製造與氫能。
中國的行動比歐洲晚，但更持續、更有策略性。
2025 年 7 月底，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宣布針對川普砍預算的時機，加開一輪海外科學家申請批次，措辭直接：「為受到美國科研政策衝擊的優秀科學家，提供穩定的研究環境。」 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吉林大學等國家重點大學隨即跟進，各自發出邀請。到了 2026 年 3 月，這些分散的行動被中關村論壇一次集中呈現：就是上週一次性宣布向全球科學家開放十座重大科研基礎設施，任何國籍均可申請——這是北京迄今最大聲的一次宣告。
不全部流向中國，但是正在流出美國
中國這麼大張旗鼓招攬國際人才，是因為目前的數據顯示，過去一年來，離開美國的科學家，主要目的地是歐洲與加拿大，而非中國。
依領域來看，流向非常清楚：
生醫／生命科學是出血最重的領域。NIH 預算削減的衝擊直接集中在這裡，美國科學促進學會（AAAS）去年 12 月的調查顯示，75% 的美國生醫科學家正在考慮離開，早期職涯研究者比例高達 80%。首選目的地是英國、德國、法國與加拿大。中國在生命科學的研究環境仍落後，對這批人吸引力有限。
氣候科學幾乎是整個領域被清空。至今最新的資料顯示，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與環境保護署（EPA）的研究部門，前者負責氣候監測與預報，後者負責環境污染與健康影響研究，遭到系統性裁撤，出走者的目的地幾乎全部是歐洲機構。中國並非這個領域的優先投資方向，幾乎沒有受益。
AI 是最微妙的領域。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去年 12 月出版的追蹤研究顯示，100 位 2019 年在美國工作的頂尖中裔 AI 研究者，六年後 87 人仍在美國；頂尖人才的美國夢仍然可以實現。但《經濟學人》2026 年 3 月 25 日的數據，揭示了更根本的轉變：2019 年，在中國完成本科的頂尖 AI 研究者有 56% 選擇赴美深造或工作；2025 年，這個比例降至不足 40%，留在中國的比例則從 37% 升至 68%。
這個趨勢之所以危險，是因為美國 AI 研究對中國人才的依賴程度，遠超過大多數人的認知。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分析指出，在頂尖 AI 論文的人才貢獻中，中國籍研究者佔 47%，印度籍只有 5%。印度雖然早已超越中國成為赴美留學生最大來源國，但在頂尖 AI 人才層面，兩者之間的差距懸殊。美國幾乎沒有可以快速替補的替代來源。
這個管道正在被美國自己加速切斷。2025 年 5 月，川普政府宣布大規模撤銷中國研究生簽證，美國各大學約 27.7 萬名中國學生的學術前途陷入不確定。 直接後果是雙向的：原本打算留美的中國 AI 研究者開始回流；中國企業同步以比肩矽谷的薪資水準主動招募，把這批人接住。
《經濟學人》追蹤歷年 NeurIPS（神經資訊處理系統大會，全球最重要的 AI 學術會議）論文作者的國籍與機構背景，得出了這個轉變的全貌：美國在頂尖 AI 研究者中的全球佔比，從 2019 年的 20% 降至 2025 年的 12%；中國的佔比在同期從 29% 升至 50%。NeurIPS 2025 前 50 名機構的名單，則揭示了一個更深的結構差異：美國的頂尖 AI 研究已高度集中在 Google DeepMind、Meta、微軟等企業實驗室；中國的頂尖研究仍然由清華、北大、中科院等學術機構主導。這意味著，中國的 AI 人才培育根植在大學體系裡，而不是依賴少數科技巨頭。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者點出了這個轉變的底層邏輯：「五到十年前，想在 AI 全球研究前沿工作，在中國的機會非常有限。但今天，中國企業與大學已迅速追上，讓研究者不必移居海外、不必在第二語言環境下工作，也能做出最頂尖的研究。」
英偉達執行長黃仁勳在 2025 年 11 月於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演講中，用數字描述了這個翻轉：
「全球 50% 的 AI 研究者是中國人。去年 70% 的 AI 專利由中國發表。這個情勢在過去五年完全翻轉——我們過去領先他們大多數領域，現在他們領先我們大多數領域。」
美國過去七十年的科技領先，有相當大一部分建立在一個結構性優勢上：全世界最好的人，都想去美國。這個磁力需要被維護：開放的簽證、穩定的研究資金、讓外來者感到被歡迎而非被懷疑的環境。美國在地緣政治競爭下，正在同時削弱這三個條件。
台灣的位置：必經之地，還是終點站？
這場人才重組，台灣是一個安靜的受益者。但它的受益方式，跟歐洲、加拿大完全不同——那些國家靠的是砸錢與制度設計，台灣靠的是一個更難被複製的東西：位置。
全球頂尖 AI 硬體研究者，不管從哪裡出發，最後都必須跟台積電、聯發科打交道。這讓台灣在不需要主動出聲搶人的情況下，仍然是全球科技人才流動地圖上的一個必要節點。截至 2026 年 2 月，台灣數位領域就業金卡核發突破 1,124 張，其中六成來自軟體技術開發領域，Google 台灣員工已涵蓋超過 40 個國籍 。外國專業人才總人數則逼近 8 萬人，是《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2018 年上路時的兩倍以上 。
但「人才來了」和「人才選擇留下來」是兩件事。
台灣傳統的人才戰略邏輯是「循環」而非「定居」——讓人才流進來、學東西、帶技術走，或讓台灣人出去、見識世界、帶能力回來。這個模式在半導體黃金時代行得通，因為台灣資源有限，很難靠研究環境吸引人，主要靠的是產業機會。
這個邏輯在今天仍然有效，但已不再足夠。當美國因政治審查推走人才、歐洲用永久職位接住人才、中國用本土生態把人才留在國內，全球人才流動的底層邏輯正在從「短期機會的追逐」轉向「長期環境的選擇」。一個只提供「過境簽」的國家，很難在這個新邏輯裡擴大戰果。
台灣的獨特條件：被低估的研究自由
然而，台灣有一張牌，一直沒有被認真打出來。
在全球學術自由指數 2025 年的評分裡，台灣位居全球前 10–20%，在亞洲僅次於日本；Freedom House 2025 年報告，將台灣列為全球第六自由國家、亞洲第二 ；CIVICUS 已經連續八年將台灣的公民空間評為「開放」，是全亞洲唯二。這些民主指標在台灣社會輿論的主基調，集中在對抗中共武統台灣的制度之爭，然而，若放在全球的人才競爭裡，台灣的民主自由是另一種意義的稀缺資源：一個研究者可以在這裡決定自己要研究什麼，而不需要擔心補助被意識形態篩選、或論文題目被黨的政策優先議程決定。
這個條件，美國正在削弱，中國從未擁有。台灣擁有，但幾乎沒有把它說出來。
台灣的地緣政治身份，是在這場競爭裡最複雜的一個變數。作為美國在第一島鏈民主盟友，這個身份是一個保護傘，也是天花板。
身為美國《晶片法》框架下的戰略合作方，台灣的半導體人才與研究機構，事實上已部分嵌入美國的出口管制體系，讓台灣在吸引特定人才時，帶有一個不需明說的隱性前提：進入這個生態系的人，等同於進入美國盟友的技術圈。對來自部分國家的研究者而言，這個前提是加分項；對另一些人而言，它是進入的門檻。
但台灣對此，幾乎沒有任何公開的長期政策戰略論述，只是默默接受了這個前提，卻沒有去定義這個前提能為台灣自己帶來什麼：是要讓台灣成為「美國信任的亞洲科研合作節點」？還是只是讓台灣成為美國技術保護傘下、一個方便好用的製造據點？
釐清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這兩種角色，所需要的人才政策完全不同。
今年 1 月，台灣修正《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放寬永久居留門檻、開放全球前 200 大學畢業生免雇主擔保申請工作許可 。這是制度上的正確方向，但它解決的是進來的門檻，而不是留下來的理由。
為了長期吸引頂尖基礎研究人才，歐洲給的是穩定的長期研究職位與不設 KPI 的五年資助；加拿大給的是 AI、量子、生命科學的國家級研究平台承諾。台灣給的，目前主要還是產業機會，加入或能參與台積電、聯發科所組成的 AI 製造生態鏈。
這個答案，對一個工程師或產品開發者而言已經足夠有說服力。但對一個想做下一個 AlphaFold 或 CRISPR 的基礎研究者而言，它還不夠。而這場競爭，真正的勝負，將由後者決定。
台灣可以更大膽地思考自己的國際地位
台灣在 2024 年的研發支出突破新台幣一兆元，佔 GDP 4.10%，全球排名第三，高於美國（3.4%）、中國（2.8%）、瑞士（3.15%）。但這個亮眼的數字裡，藏著一個結構性警訊：企業部門貢獻了其中 85.1%，製造業、尤其是半導體供應鏈，佔全台研發支出的 91.8%。
台灣的研發投入規模是世界頂尖的，但結構上幾乎是一個單一產業的研發機器。它的引擎是台積電，不是台大。這個結構在過去三十年造就了台灣的產業奇蹟，但放在今天這場全球科研重組的脈絡裡，它也恰恰解釋了為什麼台灣在這場人才爭奪戰中的角色，是「過境站」而非「目的地」。
同樣是人口有限、資源有限的小國，以色列與新加坡提供了兩個不同階段的參照。一個是已經建立雙軌模式的成熟案例，一個是正在轉型中的追趕者。
以色列的產業研發和台灣一樣高度集中在應用端，企業佔研發支出高達 93%。但以色列同時擁有一個台灣目前沒有的機構：魏茲曼科學研究所；全球少數專注純基礎研究的頂尖機構之一，250 個實驗室，不設大學部，迄今與六位諾貝爾獎得主、三位圖靈獎得主有關聯。現代網路安全的基礎演算法 RSA，就是 1970 年代魏茲曼科學家的基礎研究成果，後來成為以色列整個網路安全產業的技術根基。以色列的模式是雙軌並行：魏茲曼做純基礎研究，Technion 做工程轉譯，產業界做商業應用，三層之間有明確的知識流動路徑。
新加坡則代表另一種時間軸；一個正在轉型的追趕者，而非已有成熟傳統的成功案例。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長期偏向應用研究，但 2025 年 12 月宣布的 370 億新幣 RIE2030 計畫，明確把人才吸引與長期基礎研究環境建設，列為核心目標。這是新加坡政府第一次把「吸引世界最好的人來此長住做研究」當作國家戰略的主軸，而非附帶目標。
兩個案例說明的，不是小國一定能在基礎科學上成功，而是：小國如果不主動做這個選擇，這個位置不會自動出現。 以色列花了幾十年建立魏茲曼，新加坡現在才開始認真轉型。台灣擁有比兩者都更厚實的產業基礎，但在基礎研究的制度建設上，與這兩個國家的距離，比 GDP 排名所暗示的要遠得多。
台灣的條件其實比它自己意識到的更好：供應鏈位置、民主體制、研究自由、華語環境，這個組合在全球找不到第二個。它缺少的，不是資源，而是一個主動的選擇：決定要把這些條件，從產業競爭的護城河，升級為科研人才願意長期落腳的理由。
這個選擇，沒有人會替台灣做。但現在這個窗口，可能比任何時候都開得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