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什麼事？
上個月（2022 年 3 月）中，美國華盛頓州參議院通過法案，在給予零工司機基礎福利和保護的同時，也同意這些司機不是 Uber 和 Lyft 等叫車平台的僱員，而是個人承包商。在紐約州，司機工會和平台業者共同推動相關立法的談判。COVID-19 疫情是零工經濟在美國勞動法規談判進入轉折的關鍵。
- 數位科技相應的創新生產與工作模式在疫情期間被大量採用，進而推動前所未有的創新經濟產值，OECD 國家進入景氣榮景，就業市場缺工嚴重，市場對於數位媒體和線上遠距工作的接受度快速提升。
- 透過網路介接供需關係帶來的效益，不管供應端或是需求端都有新的體驗；2021 年在紐約州的談判中，平台經濟業者和司機組織協議，將零工工人視為「網路工作者」，他們成為具有某些基本保障的承包商，並有權參與和平台業者討價還價的勞工組織。
- 就業市場供不應求的現象，讓曾經被視為具有絕對資方優勢的平台經濟業者，在疫情後期快速進入零工難求的困境。而對零工司機和零工外送員而言，被視為「僱員」也不等於最佳選擇，更靈活地隨時選擇承攬條件最佳的業者合作，反而是更有利的勞動決策。
以台灣的外送平台市場為例，2021 年中後期的疫情升溫，帶來一波外送員熱潮，成功養出一群以外送消費者；然而，解封後，消費習慣已經養成，要怎麼讓外送員繼續上線送外賣，大熱天、大雨天，叫不到車、叫不到外送的供需失衡問題，顯見零工就業市場並不如外界原本預期是絕對的雇用者優勢市場。
零工經濟蓬勃的政治影響
零工經濟蓬勃，當司機、外送員、代駕、計時清潔員...愈來愈多承攬工作者也不想要被定義成「僱員」，而寧可被視爲有彈性自由選擇的「網路工作者」，勞動就業市場的社會契約共識已經發生結構上的質變。
- 面對這樣的變化，面臨最大挑戰的，可能不是平台業者，而是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工作者。傳統的全職僱員與契約承包，都不符合零工經濟所定義的「網路工作者」的期待，勞動就業市場顯然需要一份全新符合時代需求的社會契約。
- 當零工工作者總數持續成長，這些新型勞動力選票，自然成為政治制定者和相應的政黨與候選人必須爭取的政治市場大餅；然而，台灣的政治領域工作者，有多少人對這個議題具備足夠的專業理解和關心？
- 勞動法規跟得上時代，才有辦法在就業熱潮的時代搶到人才，當人才不用移動就能透過網路為跨國雇主工作，全球化的範疇也正逐漸從商品市場過渡到人才市場，而且跨國雇用的中間成本幾乎降為零時，要維持國家產業競爭力會更不容易。
2022 年和 2023 年，台灣連續兩年從地方選舉到中央選舉，我們是否能期待看到任何一個黨派或參選人，競選政見的格局能進入數位經濟的新範疇？零工經濟在數位科技的龐大議題池中，只能算是一個極小的議題集合體，但卻是影響選票最快也最劇烈的範疇；零工經濟蓬勃可能是短期內對政治領域影響最高的其中一個議題。
這兩年，也是台灣政治圈是否跟得上全球數位經濟競爭腳步的關鍵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