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來自一個顯赫的右翼政治家庭，青出於藍的第三代。
安倍家族面對的是二戰後的日本政治框架。戰敗後，日本在美國引入的憲法下，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接受日本實際上並不完全獨立，在美國軍隊的護衛下自身只維持輕武裝，與美國結盟專注於經濟發展。在吉田主義的安排下，日本不會成為一個真正擁有自己權利的大國。
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戰犯，但並沒有受到審判入獄，在美國佔領結束時，岸信介重新進入政界，1957 年成為首相。安倍家族一直致力於推翻吉田主義的妥協立場，修改憲法並取消限制，期盼讓日本再次成為一個成熟的大國。
作為保守派右翼政治家族，在 2010 年代以前，安倍家的路線並不容易得到世界的認同，在東、西方主流媒體製造的二戰後國際關係共識中，安倍所屬的日本右翼「份子」，是一群好戰的麻煩製造者，是挑起戰爭的日本軍閥主義的溫床，在政治正確的對立面。
中國崛起，賦予鷹派安倍政治正確的空間。
俄羅斯和中國，使得日本右翼保守派得以走向政治正確的光明位。
兩個日本近鄰強國，都由獨裁領導者取得長期統治基礎，比起歐美對北韓的關注，日本對於普丁的法西斯主義，和習近平繼承共產國際赤化全球擴張的企圖，明顯更警惕和小心。
2013 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第二期時提出美國「重返亞洲」的說法，接著習近平就推出「一帶一路」向全球投資的大戰略。也是在同一年，安倍成功在日本政府架構中增加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顧問和秘書處，使得日本自衛隊三部門之間的協調和總理辦公室的決策集中；同一個時間，安倍帶領日本積極加入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談判，並逐漸成為 TPP 談判中，最活躍的主導者。
安倍一點一滴地，顛覆二戰後日本自外於國際紛爭的保護主義傳統。
於是，2015 年，他成功推動內閣重新詮釋日本憲法第九條中有關自衛隊的，日本軍事定位從行使日本「自衛權」，變成可參與盟國共同防禦軍事行動的「集體自衛權」；為了展現日本「共同保衛」的決心，因此，國防預算也從 1976 年限制在 GDP 的 1% 限制中正式掙脫；目標是在 5 年內達到 2% 以和北約國家水準一致；這為隔年安倍對國際社會喊出的「開放與自由的印太」奠下良好的談判基礎。
印太戰略，在北約的東方連接起一道太平洋到印度洋的綿長戰線。
以北約國家的國防預算為目標基準，安倍清楚地向世界宣示要帶領日本重新站上國際舞台的企圖，他也透過 TPP 談判積極拉動東歐跨向亞洲的新國際聯盟戰線；以「民主制度和開放市場價值觀」的倡議者定位，成為聯盟領導人之一。
在修改日本自衛隊在憲法中的適用角色時，安倍向媒體明示，他必須讓日本武裝部隊有能力，去應對台灣周圍不斷提升的潛在衝突。換言之，安倍面對習近平可能長期統治的中國，他心中已經預見戰爭的可能，也毫無猶豫地為此做準備。
在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疑慮下，安倍的路線一直充滿爭議，然而，他非常巧妙的在美國逐漸意識到中國不會隨著經濟成長而民主化後，將他的印太戰略打造成一個華盛頓「難以拒絕的提案」；連結東歐的北約到東北亞，使具有主動軍事能力的日本，成為美軍在太平洋具有共同利益的強國，並透過美國的力量，向西南太平洋與印度洋延伸聯盟戰線。
是軍國主義復辟？還是迎向赤色中國稱霸的新時代？
面對潛在的國際政治衝突，安倍採取極端的實用主義路線，不屈服戰敗國的政治正確，澳洲前總理陸克文說，安倍是 50 年來日本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他「改變了日本戰後的政治身份、外交政策角色和戰略使命。」
怎麼面對獨裁中國霸權崛起的新時代？安倍主動向世界發出了提問：「經濟成長能自然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假設已經被現實否決，我們是否必須正視戰爭的風險正在提高的事實？
日經亞洲 Nikkei Asia 的評論說，安倍把「把世界分為打仗的政客和不打仗的政客」，而且「將自己定位為，為正確的事情而戰的政治家。」
高度行動力和現實主義，是安倍參與國際政治的風格，陸克文這樣形容他的外交收段：「安倍不相信囤積政治資本；他相信使用它。」（經濟學人）
用商業市場的資本邏輯來翻譯這段話，意思是說，安倍是很敢投入資本以累積更多資本的創業型資本家，也就是說，安倍是開創事業型的政治家。
生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家？
安倍這樣敢於挑戰政治正確的政治工作者，是我們所期待的嗎？
更具體的提問是，身處在亞太地緣政治衝突的核心位置，台灣人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家，帶領我們度過這個核戰邊緣的衝突時代？
左派媒體例如紐約時報，對安倍這類對衝突毫不猶豫立刻整裝備戰的政治路線，採取批判的態度，也建議現任日相岸田文雄應該在保有安倍為日本撐起的國際舞台上，採取不同於安倍的路線，開始與北京的友善對話。（紐約時報）
生在這個時代，安倍這樣的政治家為日本和亞太地區定義了一個類型的腳本；那麼，台灣現在和未來的政治家，正在為台灣和我們所屬的亞太地區，提出什麼樣的腳本設定呢？
至少，我們可以先辨認，誰是那種只願意囤積、而不願意使用政治資本的政客是誰。
透過我們的選票所獲得的政治資本，若只用來為個人或黨派利益囤積，而不用來為衝突時代提出回應的，不可能會是領導台灣走出新局的政治家。
至於那些願意行動的政治工作者，誰能稱為政治家、獲得我們的倚託？
看他們是否務實的勇於面對這些命題：
- 台灣與川普退出後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TP），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們要以多高的積極度、多務實的彈性，參與這個新亞太戰略架構？
- 在美、中的霸權衝突中，台灣的國家利益是什麼？如果不是親中或親美的二擇一，那麼是否能提出一個具體可供國際社會檢驗的提案？
- 在 CPTTP 和美國印太戰略、中國的一帶一路國際局勢下，台灣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策略定位應該是什麼？
- 台灣應該要修憲嗎？如果要修，應該怎麼修，才能讓台灣走出在新世紀安身立命、得到國際社會尊重看重的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