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中介法》應該獲得支持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推出的《數位中介法》草案爭議，愈來愈擴大。對言論自由可能造成的大規模侵害，是民間社會對草案內容難以接受的主因。
- 根據草案，用戶量超過 230 萬的大型社群平台上，若有貼文被認定為不實資訊，NCC 就可以強制要求平台業者在該訊息上加註警語；同時，平台必須聲請法院在 48 小時內做出裁定，若違法，平台必須下架該則貼文。
- 通訊軟體如 LINE 等業者，也必須對通訊軟體內的消息負管理責任，對可能傳遞的假消息予以屏蔽；若執法上可行，也意味著民眾一對一通訊內容，都會暴露在公權力的監管下。
- 為阻擋不實資訊，平台業者必須遵守的類似義務，共超過 21 項。
- 雖然以法院裁定為判斷標準，但法院的裁定人力和執行量能不足，顯然完全不可能支應《數位中介法》草案的執法需求。
- 民間反對者也認為，在等待法院裁定前， NCC 可以要求平台業者加註警語，等於給予執政者對特定資訊創造負面社會觀感的特權。
民主政體的空前危機
- 2016 美國總統大選、烏俄戰爭、中共對台文攻武嚇，資訊戰的確已經成為民主與非民主陣營鬥爭的主戰場。
-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的基礎」，是民主政體的根基。當言論自由隨著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興起，而獲得最大規模的釋放時，言論自由，也成為獨裁者對民主陣營的最有力武器。
- 不只台灣，先進民主國家也正為資訊戰攻擊煩惱；然而，民主社會對這些解方的遲疑與不信任，並不是不知道資訊戰足以造成侵略事實，而是更擔心，如果放縱侵害人權的監管，先在己方陣營養出新的獨裁者呢？
2008 年後 Facebook 在全球快速崛起，過去十多年，民主國家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釋放，但同時，也興起了新的疑問：「民粹主義是否正在摧毀民主政治？」
這是民主政治體制的空前危機。
然而，面對民粹主義若執政者採取言論箝制，那是對民主法治社會體制本質的嚴重誤判，沒有從共產體制崩解的歷史中學到教訓。
問題可能在於，民主太少了！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資訊戰之所以能對民主體制社會的產生有效攻擊，最根本的原因在人性；共產經濟體制在 1990 年代的「蘇東波」風潮中崩解，其因也是人性，不去探究人性本質，才會誤判民主本質。
- 共產主義的理論設計中，埋有一個忽略人性的理想假設：所有人都是勤奮、願意主動的。這是共產社會崩解的原因，因為當所有人都不擁有財產權、所有人不管付出多少一切所得均分時，就再也找不到應該努力的理由了。
- 同樣的，以為選舉和法治就足以建構完善民主政治，也一樣對人性存有天真想像：假設所有人都理性、且天生對於某一個政策議題，擁有足夠知識以完成理性政治選擇。
- 因為這種天真，才會認為民眾因為無知而受到假訊息的有效攻擊，是一種罪刑。
- 社會的無知，來自於資訊透明度不足、面對政經環境變遷的知識教育不足，以及，最重要的，對於民主溝通表達與禮貌溝通的訓練不足。
- 台灣要有能力面對對岸的文攻，最重要的是加速推動民主社會教育；其中還包含對公務體系與政務官、事務官的民主教育。
應對資訊戰，若執政當局提出來的解方，是強制性手段，而且唯一能緩解手段正當性不足的方法，是量能不足的法治體系，那麼，顯然是不理解如今民主政治國家遭遇的挑戰，不是因為民主政治體制錯誤，而是民主政治體制需要再進化。
台灣的真正問題在於，民主的文明程度仍然不足。在資本市場體系和國家監管的基礎下，民主政體對於公民養成的投入太少，對於政治人物私相授受、不敢公開與社會溝通政策選擇問題的不坦然，太多放縱。
若行政院和 NCC 無法對上述問題提出正面回應，《數位中介法》將很難獲得台灣社會的支持，而台灣也難逃民主倒退的命運。民主奇蹟，恐怕只是一場自由幻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