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政治學者、中國政治專家裴敏欣在《彭博社》最新的一篇專欄文章，討論 2025 年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壓力和挑戰。
從裴敏欣的觀點來看，習近平在拜登執政的這兩年表現平穩，避免了地緣政治災難，但是，「隨著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習近平的運氣可能要告一段落了。」
習近平是自毛澤東以來，中國共產黨權力最大的領導人。中國未來十年的走向和亞太地區的地緣佈局，都會因為他一個人的決定而改變；同樣的，「五大中國正同時發生的挑戰，」也要由習近平一肩扛起。
長達兩年的經濟低迷，延緩了習近平念茲在茲的目標：將中國打造成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但裴敏欣認為，緊接而來的 2025 年問題可能更棘手，將會是習近平口中「風高浪急」的現實真實展現。裴敏欣把中共目前的領導問題分為五個大項目，本文以這五大項目為基礎，深度分析其原因與可能的發展。
第一個「風暴」：中美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風暴無疑來自川普。1 月 20 日新團隊就職入駐白宮，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高達 60% 關稅的競選承諾，如果真的付諸實施，將導致總額超過 5,700 億美元（2023 年）的雙邊貿易，迅速而混亂地脫鉤。同時，美國在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領域的技術出口收緊已經在策劃當中，這場風暴會又急又快。
連續兩年的經濟衰弱，是川普對習近平會變成一股風暴的主因。裴敏欣認為，中國經濟目前債務過高、消費通縮以及房地產危機等，比起 2018 年川普首次使用「關稅大棒」，現在的中國經濟體質更脆弱，能不能抵擋關稅帶來的重擊，是嚴重的壓力。裴敏欣強調，「更危險的是，美國國安體系中的鷹派，可能採取更具侵略性的策略，針對台灣和南海展開行動，甚至可能引發一場類似 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的超級大國對峙。」
習近平的首要任務將是避免中、美摩擦失控。12 月初，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公開呼籲，「美國不要輕易重啟貿易戰，不會有贏家。」
不過，若以兩國的經濟現況來看，美國其實相對佔了上風，比起 2018 年，更有底氣對中國採取激烈手段。2021 年，中國經濟產值在全球 GDP 的佔比是 18%，那是 40 多年不斷成長的頂峰，當年度之後這個佔比就開始下滑，目前約佔比 16% 左右。關鍵是，這是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第一次在成長線圖上出現下滑。
第二次中、美貿易戰：美國籌碼變多了
貿易戰後緊接著 COVID-19 疫情，中國經濟在 2022 年幾乎中斷了所有類型的經濟活動，也暴露了中國經濟在國際貿易體系上的問題：即使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仍然是投資主導型經濟。在 GDP 的組成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來源國（約28%）和製造業總產出（35%）國，但在全球消費的比重只佔 12% 左右。
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疲軟，為美國提供了重啟貿易戰的新方法：選擇性地實施關稅差價，對威脅西方產業競爭力的關鍵部門徵收高關稅，並透過積極的投資策略和「新的出口型國家」合作，擴大排除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關鍵供應鏈角色。
耶魯大學經濟成長中心的研究發現，第一次的貿易戰，墨西哥和泰國等國家明顯成為受益者，兩國的出口的產品已經可以取代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地緣經濟佈局重建的契機，耶魯大學經濟系教授阿米特·坎德爾瓦（Amit Khandelwal）認為，美國可以利用國內消費者和資本市場的絕對影響力，為新的出口供應國提供更好的條件，協助他們在關鍵部門取代中國出口地位。
第二個「關鍵考驗」：如何復甦經濟
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與經濟表現密切相關，裴敏欣認為，習近平面臨的第二大挑戰，是能否讓中國經濟復甦。
雖然北京宣布推動消費驅動型增長，但過去的表現，讓市場缺乏信心。裴敏欣說，「川普的貿易戰，可能成為推動習近平徹底重塑中國經濟成長模式的催化劑，從依賴投資和出口轉向依靠家庭消費。如果習近平遲疑不決，應對所有外部挑戰將變得更加困難。」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消費支出約佔全世界生產總值的 75%，而投資約佔 25%。然而，在中國，消費只佔 GDP 的 40％，投資卻佔了驚人的 40% 以上，其餘的 20% 則由中國的出口貿易順差構成。中國經濟體質，明顯極度依賴外人投資和貿易出口，也因此極度依賴美國。今年 6 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接受《彭博社》的訪問時說，「中國領導人『很奇怪地不願意』使用更多政府支出，來支持消費需求而不是生產。」
為什麼習近平會猶豫不決？
克魯曼的疑問，在過去兩年普遍的存在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中國急迫需要新的成長模式，但北京為什麼不願意推動更深層的經濟改革、以財政政策鼓勵更多消費支出？
《日經亞洲》一篇評論分析，簡單但清楚的點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構問題：中國經濟成功模式要求國家轉移國內儲蓄，並將資本引入工業和製造業。從改革開放之後，黨國就透過強迫人們儲蓄、利用盈餘進行工業投資來限制消費；金融抑制在其他以出口為重點的製造出口國家也可以見到。因此，在中國逐漸富裕的過程中，消費在 GDP 組成中，一直都被抑制在 40% 左右、遠低於 OECD 國家的平均 54%。
消費力降低，使中國經濟難以復甦。習近平的困境在於，允許中國經濟轉向消費者主導型，在體制上會危及中共統治的長期正當性。然而，當美國不願支撐中國的出口成長動能，習近平的選擇還剩什麼？（達志影像）
疫情之後，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動能在經濟衰退壓力下更保守，任何領導人都很難一、兩年內翻轉如此龐大經濟體，快速釋放原本積累在製造業的資本，以允許消費擴張。綜合《金融時報》的多篇文章，可以更廣泛地從政治角度，理解裴敏欣為什麼認爲，復甦經濟為什麼會是 2025 年對北京的巨大考驗。
對中共來說，抑制消費力在經濟動能中的重要性，也有政治因素。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動員資源以推動經濟轉型的能力上。強調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有助於維持獨裁統治的合法性，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可能削弱這一基礎，推動中產階級的發展。
此外，消費價格的飆升曾引發社會動盪，例如 1989 年的天安門抗議活動，就是因為經濟動能釋放到消費市場後造成的社會壓力所引發。因此，領導層對於可能引發通脹的強力消費刺激措施保持警惕，擔心這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尤其是，中國存在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受到嚴重限制，降低儲蓄率以動員消費力，引發社會動盪的壓力更大。
簡單而言，中國經濟模式在美國不願意分享消費力支持中國出口經濟的現況下，引發政治改革的瓶頸。習近平要維持統治正當性，就不能依賴國內消費市場動能，而是優先考慮國際分工上技術的自給自足，這種政治結構下演變的經策略，使得資源只能更多地流向工業和技術領域，而非直接促進消費者支出。
第三個「問題」：地緣政治上的靈活性
習近平是否能夠在經濟與地緣政治方面展現靈活性，將成為第三大挑戰；也是習近平的機會。近年來，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施壓，已將它們推向美國的懷抱。然而，如果川普真的對東亞盟友一體性的徵收 10% 關稅，並迫使它們支付更多費用以支持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可能讓這些盟友關係生變。
習近平應該要趁機交朋友，裴敏欣說，「要贏得周邊國家的支持，中國必須緩和海洋主權主張，進一步開放市場，並停止在南海和東海有爭議水域的灰色地帶行動。「如果習近平不願改變，他可能錯失削弱美國主導的區域夥伴關係網絡的重要機會，而這正是阻礙中國實現區域抱負的主要障礙。」
然而，這對習近平來說，可能是比恢復經濟更困難的。2014 年習近平掌權沒多久，就開始強調中國必須「把築牢邊海防線的銅牆鐵壁作為首要任務」，這幾年他多次強調「要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海洋權益和國家統一，妥善處理領土島礁爭議。」2015 年 5 月，北京發表「軍事戰略白皮書」，提出中國的三大關切：霸權問題、強權政治與新干涉主義政策。在這之前，中國已經先奪取菲律賓的美濟礁和黃岩島，美國並沒有依據美菲安保條約提供菲律賓防禦；之後，習近平開始以這些礁島在南海填海造陸超過 1,300 公頃土地，建立在南海海域軍事基地，確保中軍在南海投射軍事力量的獨特地位。
習近平想要的是，恢復天朝體制的民族尊嚴
從美國的觀點來看，中國聲稱擁有南海約 90% 的海域，面積約 350 萬平方公里，是為了爭奪資源；但從習近平的觀點來看，南海問題是洗刷中國百年屈辱的尊嚴問題，是要過去曾為朝貢體系的東協國家重新認清中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角色。當亞太地緣政治在習近平眼中是民族主義問題時，任何靈活性空間都會是統治正當性的奢侈浪費。
南海問題的另一個具扭轉性力量的國家，是澳洲。中、澳之間的貿易關係緊密；同時美、澳、英之間又存在長期的軍事合作傳統，是澳洲在中、美兩強競爭間，立場有時顯得有些猶豫不決。
澳洲的軍事態度，主要在 2017 年重啟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框架中展現；2021 年成立的 AUKUS 協議，美英澳三國將合作共同建造一支由精銳核動力潛艇組成的聯合艦隊，澳洲在英美協助下獲得核動力潛艇的技術和資源，預計在 2040 年代初，澳洲將向其皇家海軍交付第一艘自製 AUKUS 核子潛艇。這個計畫宣布的時機，正好是習近平獲得第三次任期時，國際關係圈認為，這是澳洲在經歷漫長的猶豫不決後承認，如果沒有能夠在海洋深處停留很長時間的潛艇，澳洲就沒有準備好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對抗中國。
然而，中國是澳洲農牧業的主要出口市場之一，澳洲在外交傳統上也一直都不願意被視為熱點，因此在軍事佈局上的作法，伴隨與中國在貿易關係上的修復。隨著中國在南海樹敵，中國也以對澳洲開放國內市場作為籌碼，維繫對澳洲政治圈親中派的吸引力。
中國在南海與菲律賓的衝突，在菲律賓現任總統、對中強硬派小馬可仕（Bongbong Marcos，圖左一）積極與美國建立協防關係後，澳洲在南海衝突的態度，對習近平而言變得更具重要性。
第四個「挑戰」：如何在烏克蘭戰爭中扮演積極角色
習近平的第四個挑戰，將是如何在俄烏戰爭中讓中國發揮積極作用。
烏克蘭戰爭即將滿 3 年，已嚴重損害中國與歐洲的關係，而中國能施加的影響力卻十分有限。裴敏欣認為，習近平面臨兩難的局面；若他施壓俄羅斯總統普丁接受較不利的條件，可能危及中俄之間的「無上限友誼」，但不改變支持俄羅斯的頑固立場，幾乎肯定會激怒川普，並進一步損害與歐洲的關係。
這場戰爭讓中國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中國是烏克蘭最大貿易夥伴，先不論烏克蘭經濟崩潰對中國正在衰退的經濟帶來的傷害，烏克蘭在處境上與台灣的雷同之處，讓習近平無法表態干預，否則就是違反「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2014 年普丁第一次對烏克蘭發起戰爭時，中國在國際孤立的情況下向莫斯科提供了經濟和外交支持，讓習近平與普丁的關係，比毛澤東與史達林交好的時代更親密。
然而，普丁發動全面戰爭的時機，並不是習近平有足夠籌碼提供實質協助的時機。
2022 年戰爭剛剛發生之際，中國出人意料地在聯合國安理會譴責入侵烏克蘭的投票中，投了棄權票；而不是與俄羅斯一樣投反對票。然而，在這之後，習近平並沒有運用西方社會為了解決戰爭而拉攏中國的機會，而是在短暫的「中立」之後，慢慢與俄羅斯走近。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經濟壓力。雖然起因不同，但是中、俄同時面臨來自西方社會的經濟制裁，他們自然地轉向彼此合作。
習近平的偏好，促成新冷戰格局
2023 年，中俄貿易額達 2,400 億美元，比前一年成長 26.3 %，比 2018年（1,070億美元）成長一倍以上。中國企業過去量年調整業務，以適應與俄羅斯不斷擴大的貿易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結構性變化將變得更難改變。俄羅斯電信也跟中國解放軍擁有的科技華為合作，研發 5G 技術，並以俄羅斯和中國作為商業市場。為了避開美國對國際清算銀行的控制，雙方開始建立無需與全球金融體系連接，完全避開美元體系的人民幣與盧布交易清算機制。
從供應鏈關係來看，這慢慢形成一種「新冷戰」格局。習近平對普丁的偏好，以及兩人都是永久任期的獨裁者，讓這種從經濟到軍事的聯盟關係，可能會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新的陣線。
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普丁和習近平已三度互訪，互有好感。 2023 年 3 月訪問莫斯科期間，習近平告訴普京，「正在發生我們 100 年來未曾見過的變化」，並建議中國和俄羅斯領導人應「共同推動這些變化」。今年五月與普丁告別時，習近平在鏡頭前兩次擁抱了他——這是他很少做的事情。
習近平似乎對普丁相知相習，愈來愈不吝於在公開場合表現對普丁的友善與熱情。（達志影像）
第五個「危機」：美、俄關係可能改善的威脅
習近平野心勃勃的選擇與俄羅斯建立聯合陣線，以利他打造一個由中國掌握的亞太霸權系統。然而，美國民主選舉讓川普再度入主白宮，卻讓習近平的國際關係策略永遠都充滿變數。
裴敏欣對習近平提出的最後一個危機警告，是過去國際社會也很少思考的可能：美蘇關係改善。商界出身的川普，具有比任何傳統政治人物更高的靈活彈性，更不受特定意識形態的信仰牽制。透過外交轉向分化莫斯科與北京，對川普陣營來說，沒有什麼不利之處，裴敏欣說，「川普『走向莫斯科』的想法，對於一心想展現交易能力的川普、以及那些希望將美國重點從俄羅斯轉向中國的鷹派來說，極具吸引力。」
為什麼這是一種危機？裴敏欣警告，如果川普促成美俄關係和解，對北京而言將是雙重打擊。一方面，習近平與普京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將受到嚴重削弱；另一方面，美國可能因此釋放出大量資源和精力，進一步加劇中美競爭。習近平能否阻止這一局面，無論是通過加強普京的立場，還是努力與川普達成大交易，手上的籌碼都愈來愈少。
習近平政治生涯的關鍵時刻
川普今年十月接受媒體專訪時曾說，「你永遠不希望俄羅斯和中國聯合。我將不得不解散他們，我想我可以做到這一點。」他能成功嗎？基於川普的不可預測性，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從川普提名的烏克蘭和俄羅斯問題特使基斯·凱洛格（Keith Kellogg）提出的方案來看，川普透過降低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增加對烏克蘭的武器奧援為兩面誘因，強迫俄羅斯和烏克蘭一起坐上談判桌，進行艱難談判以結束戰爭，是可能的作法。一旦凱洛格的任命獲得參議院同意，預計明年最快二月，川普就會開始推動類似的作法。
習近平要怎麼有效對抗川普狹著美國的強大資源和國際影響力，誘使他的親密盟友普丁叛離？甚或趁機居中獲利，為中國在亞太關係中拿到更多籌碼？這是對習近平在國際關係上的一次巨大考驗。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習近平執政超過十年後，他在 2025 年的決策，可能成為其任期中最具關鍵性的時刻。」裴敏欣的結論，為習近平的 2025 年，附上最貼切的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