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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海湖莊園協議」?川普歸來後的新全球經濟秩序危機,台灣怎麼應對?

什麼是「海湖莊園協議」?川普歸來後的新全球經濟秩序危機,台灣怎麼應對?

Mar 22, 2025

位於佛羅里達的川普住所海湖莊園,如今已經成為華盛頓以外的美國政治中心。(路透社)

川普重返白宮兩個月,全球政經局勢進入一種令人難以預測的混沌狀態,尤其是對像台灣這樣處於地緣敏感帶、經濟高度外向的中型經濟體而言,壓力前所未有。川普政府接連拋出高關稅政策與「海湖莊園協議」構想,意圖主導全球貨幣與貿易重構,讓台灣夾在美中對抗與匯率升值壓力之間進退兩難。一方面仰賴對美出口與技術合作,另一方面又須維持與中國的經貿往來與地緣安全平衡。在無法正式參與多邊談判、卻無法迴避其衝擊的局面下,台灣正被迫以靈活但極其謹慎的方式,應對一場由美國掀起的新經濟秩序重組。

自從今年 1 月 20 日現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宣誓就職以來,世界像是突然被推著翻了一個筋斗一樣,不管是政治圈或是金融圈,都處在頭暈腦脹摸不著頭緒的混亂中。川普拋出的一連串關稅構想,從普遍性10% 進口關稅,到對中國、墨西哥、加拿大與歐盟的單邊加徵計畫,每一項政策都像臨時起意,又帶著十足的實施決心。

問題在於,這些政策多半缺乏明確邏輯與一致性,變動頻繁、說法反覆,讓各國政府與企業幾乎無法預判美方下一步。華府今天威脅加稅,明天又暗示重新談判;美國貿易代表與財政部釋放的訊號也常自相矛盾,導致市場情緒緊繃、企業投資計畫全面延宕,美國股市大漲後又大跌,華爾街的預測也跟著矛盾多變。對全球供應鏈來說,這種不確定性比關稅本身更具殺傷力。製造商無法確定要不要轉移產線、進口商不敢大批下單、出口國更不知該如何設下預算與策略。川普政府打造的不只是高關稅政策,而是一種無法預測、無法穩定對話的經貿環境。整個世界正陷入一場由美國主導的不確定風暴。

川普到底想要什麼?


3 月 12 日,隨著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在美國參議院以 53 票贊成、46 票反對的結果正式獲得任命後,這一切的混亂也慢慢出現概率最高的目標。2024 年 11 月,米蘭隨著川普勝選後發表的論文《重塑全球貿易體系》,在過去一個月受到全球關注。因為,自從川普二度入主白宮後,各種讓各國領袖和企業主意料之外的經濟政策,似乎明顯受到這篇論文的影響。隨著米蘭主張改革全球貿易體系、解決美元高估問題的路線圖,川普正在努力推動「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的說法,開始成為主流媒體關注的焦點。

根據藍圖,川普所有不確定性的舉措,都是為了把各國領袖逼上談判桌,共同簽訂「海湖莊園協議」,在這個全球貿易體系改革的具體計劃中,目標是削弱美元匯率,以提高美國出口商的競爭力,減少貿易逆差,促進美國製造業和出口的復興,其背後的思維,就跟 1985 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一樣,如果真的實現,將會對國際經濟秩序帶來一場劇烈的變遷。

什麼是「海湖莊園協議」?

2025 年 2 月 18 日,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在美國佛羅裡達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發表演說。海湖莊園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的核心場域。(路透社)

海湖莊園協議的核心構想圍繞幾個主要措施,目的是藉由削弱美元、調整全球貨幣平衡來促進美國製造業與出口競爭力。以下是該協議構想的幾項重點:

  1. 協調貨幣干預
    該協議提倡美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如中國、日本與歐元區合作,透過聯合外匯市場干預,抑制美元過度升值。目的是讓美元貶值,進而提升美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簡單而言,就是讓美國工業具備出口競爭力。

    這一做法與 1985 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極為相似。當時,美國同樣面臨因美元過強,導致貿易赤字與製造業衰退壓力;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美、日、德、法和英五國的財政首長在紐約廣場飯店達成協議,決定聯手干預外匯市場,促使美元貶值。接下來的兩年,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大幅走低,美國的貿易赤字有所緩解,也為本土製造業爭取了喘息空間。
    「海湖莊園協議」便是在這段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構想出來,被部分人士視為現代版的廣場協議。不同之處在於,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更加複雜,中國的角色不可或缺,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更顯著,美元貶值的國際性影響更劇烈。川普的白宮經濟政策團隊如此關注強勢美元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與美國面臨巨大的債務壓力。

  2. 債務工具重組
    提案中建議,將外國投資人與央行所持有的大量美國短期國債,轉換為期限長達 100 年的「世紀債券」(century bonds),透過談判免除利息。將短債轉為超長期債務,能有效拉長償債週期,降低每年需償還的本金與利息壓力,為聯邦政府爭取財政調整空間。不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也讓此舉促成貨幣政策效果:透過延長債務期限,避免市場對美國債務違約風險的過度關注,有助於穩定美元需求、避免匯率劇烈波動。尤其在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面臨挑戰之際。這項建議的背景,是美國聯邦債務規模近年迅速膨脹。截至 2024 年底,美國總國債已突破 34 兆美元,主要原因包括:
    龐大的財政赤字:美國長期存在「花得比收得多」的結構性問題。稅收增長趕不上政府支出,特別是在醫療保健、社會安全、國防與利息支出上的不斷擴張
    •  危機時期的擴張性政策:從 2008 年金融海嘯,到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為刺激經濟復甦,美國政府多次大規模發行國債以提供多輪紓困方案與基礎建設支出。
    •  升息造成的利息負擔:聯準會為壓制通膨,在近年積極升息,使美國政府在發行新國債與再借款時,面臨更高的利息成本,進一步推高政府的債務支出。
    經過近 20 年的債務擴張,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已成為聯邦預算中成長最快的項目之一,川普多次提及,「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比國防預算還高,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債務高築使得美國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面臨巨大挑戰,「世紀債券」的構想,是希望在維持債務總額的情況下,重新調整其結構與時間分布,降低短期市場壓力與政治風險。此外,也能藉由穩定長期利率,維持外國對美元資產的信心。不過,批評者認為,這種做法若未伴隨財政紀律改革,可能只是延後問題爆發的時間,反而掩蓋了債務失控的根本問題。

  3. 關稅與貿易槓桿
    發行世紀債券的債務重組構想,完全只為美國而設計,要如何讓美國的貿易夥伴乖乖地吃虧?關稅談判,成為川普最重要的籌碼。川普出爾反爾的關稅措施,讓各國領袖看得一頭霧水,但川普愈不可預測,美國手上的談判籌碼愈能運作。藉由調整關稅高低,川普團隊對他國施壓或提供誘因,推動配合進行匯率干預、貨幣政策協調等行動。具體而言,對那些願意參與協議、協助削弱美元的國家,美國可考慮降低關稅作為交換條件;反之,對拒絕合作或維持貿易順差的國家,則可能面臨更高的關稅懲罰。
    這種策略延續了川普政府一貫的貿易談判風格。川普自 2016 年起即主張「美國優先」,將高關稅視為施壓與重塑貿易規則的主要手段。他在第一任期內對中國、歐盟、墨西哥等多國加徵關稅,目的是迫使對方重新談判貿易協議、減少對美出口依賴。再度入主白宮後,川普與其經濟顧問團隊進一步提出擴大關稅政策的構想,包括對所有進口產品課徵 10%「普遍關稅」,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更高稅率。
    這些措施與「海湖莊園協議」中的貿易槓桿構想密切相關。一方面,高關稅為談判提供籌碼,美國可視合作意願調整關稅;另一方面,關稅壓力迫使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如中國與德國)考慮匯率與貿易再平衡問題。如果這些國家希望維持出口市場穩定,可能更願意接受協議中要求的貨幣政策協調。

如果川普真的強推協議,會帶來什麼影響?

如果「海湖莊園協議」構想得以實現,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任何與美國市場有貿易關係的經濟體,都可能發生對一整個世代經濟生活的鉅變。

回顧 1985 年的「廣場協議」,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對當時的美國經濟帶來了短期的正面效果。協議簽署後,美元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顯著貶值,使美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變得更具競爭力,進而刺激了製造業回流美國本土與工業出口成長。這對當時陷入巨額貿易赤字與產業空洞化壓力的美國經濟而言,是一項重要紓解措施。包含美國汽車、鋼鐵與電子產業在協議後逐漸恢復動能,就業也因此改善。從宏觀層面來看,美元貶值有助於壓低美國在全球市場上的資產價格,吸引外資流入,加強國內投資與資產市場活力。整體而言,廣場協議在短期內有效地扭轉了美元過度升值的不利局面,為美國經濟爭取了一段調整與重建的黃金期。

單是,對其他參與國——特別是日本與西德(現為德國的一部分)——,「廣場協議」卻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有些甚至延續數十年。

1. 日本:泡沫經濟的起點

廣場協議後,日圓迅速升值,從 1985 年的約 240 日圓兌 1 美元升,速升至 1988 年左右的 120 日圓。這對日本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質造成巨大衝擊,企業獲利大減,製造業競爭力下滑。為了抵銷日圓升值壓力與刺激內需,日本央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大量降息與釋放流動性。結果導致資產價格飆升,房地產與股市在 1990 年代初泡沫破裂,進而引發日本「失落的三十年」——長期的經濟停滯與通縮壓力,至今仍在其中掙扎。

1997 年 10 月 1 日的東京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交易員正在打出下單訊號。在 1985 美國強勢主導的廣場協議後,日圓兌美元大幅升值,重創日本工業,至今尚未從失落的三十年中復甦。(路透社)

2. 西德:通膨壓力與政策轉向

德國馬克的升值程度更劇烈,從 1985 年 3 月的 3.3 馬克兌 1 美元,升至 1987 年 12 月的 1.63 馬克就能對 1 美元 ,升值幅度達 102%。德國馬克升值也抑制了西德出口部門,但西德經濟體質組成相較日本穩健,加上對通膨高度警惕,因此聯邦銀行未過度放寬政策。馬克升值加上對物價穩定的堅持,使西德經濟未出現日本式泡沫,但出口業的短期陣痛仍然明顯,這也促使西德加快轉型與強化內需市場。

3. 其他國家與整體影響

英國與法國雖也是協議成員,但相對影響較小,主要集中在匯率波動與短期貿易調整上。整體而言,廣場協議短期內成功讓美元貶值約 50%,改善了美國的貿易赤字,但也將調整成本轉嫁到貿易夥伴身上,特別是日本。廣場協議的後果,讓許多國家對美國透過談判「協調性匯率干預」保持謹慎態度,擔心類似的貨幣與資產市場副作用再次重演。這也是當前對「海湖莊園協議」是否可行、是否應實施,產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如果 2025 年的「海湖莊園協議」生效,可能引發類似的全球經濟再平衡。美元貶值可能提升美國出口競爭力,但也可能導致其他主要經濟體貨幣升值,削弱其出口能力。這可能迫使這些國家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增加資產泡沫風險。此外,全球貿易秩序可能因此重塑,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抬頭,進一步影響全球經濟穩定。依據目前全球貿易網絡,推測可能被要求參與的國家名單,以及他們各自扮演的角色、實際面臨的挑戰如下表整理:

中國

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人民幣匯率具政策敏感性,需配合穩定人民幣。

人民幣政策具高度自主性,但因為貿易依賴度高,對美方施壓極為敏感。

日本

出口導向經濟、以美元儲備的外匯量龐大、日圓對美元敏感。

歷史上,日本是廣場協議後受到最大負面影響的國家,必定會更謹慎參與類似機制。

歐元區(德國)

對美順差大,德國製造業和亞洲富裕經濟體一樣依賴出口,但歐洲央行才具有歐元的貨幣政策決策權。

歐洲內部需協調政策立場,政治程序更複雜;加上烏克蘭戰爭後歐盟國家開始積極脫離北約對美國的依賴,在貨幣協調上要尋求內部共識更困難。

南韓

是工業技術與製造出口國,與美國存在貿易順差。

經濟對出口高度依賴,貨幣政策調整空間有限,

台灣

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關鍵角色,對美出口量大,同時外匯存底高,對美元敏感。

政治地位敏感,參與國際協議難度高,談判空間受到擠壓。

英國、瑞士等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兩國的貨幣穩定性皆高,對全球資本市場的變動,尤其股市的變化,具有影響力。

貿易角色相對次要,但可提供資本流動穩定支援。

不上川普的談判桌,有可能嗎?

這個問題,從 1985 年時雷根政府推動「廣場協議」的過程就能得到答案;這場精心佈局的協議,為現在的「海湖莊園協議」構想提供歷史範本。

「廣場協議」談判的背後,是一場政治與策略的協同操作。美國以其龐大的消費市場作為談判籌碼,將「美元過強導致貿易不平衡」塑造成全球經濟問題的核心議題。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與聯準會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密切合作,共同對外發聲支持美元有序貶值,展現美方「財金一體」的強硬態度,增強美方立場可信度。同時,華府一邊透過雙邊施壓,營造他國「不參與就被孤立」的氛圍,一邊將最終協議包裝成「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多邊合作架構,讓對手得以接受且保全面子。

簡單來說,廣場協議期間,雷根先在政治與輿論上將「美元過強」塑造成製造業衰退與貿易赤字的主因,營造「不公平貿易」的敘事,再透過雙邊施壓與多邊框架並用,讓主要貿易夥伴難以拒絕合作。這套策略如今在川普政府的政策中隨處可見類似的影子。川普強調「美國吃虧」的貿易說法,與當年雷根政府的語境如出一轍;他不斷以高關稅為籌碼,迫使中國、墨西哥、加拿大甚至歐盟重新談判,也與當年美方以市場准入與政策交換達成貨幣讓步如出一轍。此外,川普政府在推動「海湖莊園協議」的構想中,同樣試圖建立一個由美方主導、帶有多邊形式的協調平台,延續了 1985 年時美國將壓力合理化並制度化的策略邏輯。

於是,當下不管是關注資本市場變動的華爾街,還是可能被強迫坐上談判桌的各國領袖,都在進行兵棋推演,想要預測接下來國際經濟的變動方向,以及對自身的利益影響。綜合各家研究機構的報告,可以把各國可能的應對模式整理如下表。整體而言,除了美國之外,英國、瑞士,以及部分開發中出口經濟體如越南和印尼,都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比較利益;而日本、台灣、韓國與德國,則因為出口高度依賴美國市場,風險正急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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