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對端加密通訊軟體 Telegram 的俄羅斯籍創辦人兼執行長帕維爾·杜羅夫 (Pavel Durov) ，上週六被法國拘留的消息，引起了全球各地，包括歐洲、俄羅斯、中東和全球網路產業的關注。杜羅夫可能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持有兒童色情製品、洗錢和與有組織犯罪有關聯」等。法國檢察官如果沒有對他正式提出指控，最晚台北時間週四凌晨就必須釋放他。
上述罪名，並不是針對杜羅夫個人，而是針對 Telegram 上存在的犯罪行為。如果杜羅夫真的被指控「參與犯罪」，就代表至少在法國，企業主必須為其經營的網路平台上所發生的事情，負全責。或許，Meta 創辦人馬克佐伯格（Mark Zuckerberg）下次去法國（或歐盟）是否也會有被捕的風險？畢竟，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上也存在各種詐騙、詐欺等犯罪行為。
Telegram 的公關和法務迅速作出反應，強調他們已經為了平台上的內容審查盡到應盡的義務，不只高於行業標準而且還持續在改進中。官方聲明說，杜羅夫「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並強調平台擁有者不應該要對使用者濫用服務所造成的罪行，負起責任。「聲稱一個平台或其擁有者，應對該平台的濫用負責是非常荒謬的」，Telegram 在星期天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科技巨頭老闆們，應該為自家平台上的犯罪行為負責嗎？
讀到這裡，你認為，除了 Meta 的馬克之外，社群媒體平台 X 的老闆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的創辦人趙長鵬，是否應該要為他們平台上層出不窮的爭議和犯罪事件，被帶上法庭為自己沒能阻止傷害發生，而提出辯護？
截至目前為止，上述平台大老闆們，除了加拿大籍的趙長鵬去年在西雅圖聯邦法院對於洗錢行為認罪，並支付 5,000 萬美元罰款、辭去執行長職務外，其他美國籍網路富翁們都仍安好。趙長鵬之所以會被迫認罪，一個重要原因是幣安的案子主要是洗錢罪，而不是涉及言論自由的內容審查，即使趙長鵬案具有指標意義，仍然無法對對爭議最多的社群媒體或通訊軟體平台規管，帶來影響。
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就民主國家的既存法律，包含美國與歐盟等，要求個人為企業行為負責而提起訴訟的門檻非常高。以美國在 1996 年通過的《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為例，被稱為「社群媒的法律盾牌」。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包括仇恨言論，但是，《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進一步保護社群平台網站免於對其使用者創建的內容負責。
《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訂定時，Google 還不存在，馬克佐伯格才 11 歲。雖然《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的法源初衷是要規範網路平台在內容審查上的責任，但是在落實過程中，卻因為時代背景因素，使得法院因為鼓勵創新的因素，一再對網路新創公司寬容，在判例法的美國，反而使第 230 條變成科技巨頭們的保護傘。雖然，在 1990 至 2010 年代的 30 年間，第 230 條的確讓美國的網際網路企業蓬勃發展，讓 Facebook、YouTube、Twitter和無數其他網路公司不只是美國巨頭，還成為全球巨頭。
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們近期正在討論，《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是否過度保護這些已經大到比政府權力還大的私人企業，但在「言論自由」的大原則下，要找到最佳平衡點，可預見的還會耗費很長時間，而且結論未定。
不過，Telegram 創辦人在崇尚自由的法國被捕，讓這個已經相當難解的平台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又加上地緣政治的複雜性。
杜羅夫在 2013 年在他的母國俄羅斯創立 Telegram。在俄羅斯的獨裁政治和新聞審查下，Telegram 的品牌特色向來強調不受政府監控，杜羅夫長期以來也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不受約束的網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
俄羅斯的馬克祖格柏，捍衛言論自由也賺大錢
一開始，因為俄羅斯社會需要，所以 Telegram 提供了一個放任自由的平台，讓最早的俄羅斯用戶以及他們的海外朋友們，有一個安全、不受內容審查的通訊工具。然而，在 11 年後，當 Telegram 在全球累積了近十億用戶時，讓受獨裁統治的人們有一個能安心自由通訊的空間，似乎不再這麼適合形容 Telegram 了。
從商業的角度來看，Telegram 一直都不是非營利組織，而是一家註冊在英屬維京群島的商業體。杜羅夫因為反抗獨裁的政治立場，早在 2014 年就帶著 Telegram 的初始團隊搬離俄羅斯，在德國等歐洲國家落腳，杜羅夫本人則搬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經濟重城杜拜居住，Telegram 目前總部也設在杜拜，50 多位員工則來自全世界各地，在線上一起工作。
今年三月，杜羅夫非常罕見的接受媒體專訪，因爲 Telegram 正在規劃可能的上市機會，他對《金融時報》的記者說，兩年前推出廣告和付費訂閱服務後，Telegram 已經創造了「數億美元」的收入，正快速接近獲利。作為一個為自由發聲的改革者，杜羅夫同時也是一個富翁；在巴黎，他是在搭乘私人專機後被拘留的。
杜羅夫的財富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累積。2007 年，杜羅夫在家鄉聖彼得堡創立了當時俄羅斯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網路 VKontakte，他也因此被譽為「俄羅斯的馬克祖格柏」。杜羅夫後來宣稱，在他創立 Telegram 一年後，因拒絕與俄羅斯安全機構分享某些 VK 烏克蘭用戶的數據，而被迫逃離俄羅斯，後來，他在脅迫下，以 3 億美元的價格將 VK 的所有股份，賣給了親克里姆林宮的寡頭。
根據《金融時報》引述匿名人士的報導，杜羅夫準備一旦公司獲利且市場條件有利，Telegram 就會在美國上市。Telegram 為了推動與人工智慧 AI 有關的研發，過去幾年透過債券的方式籌集了 20 億美元的資金，如果 Telegram 順利在 2026 年 3 月底之前進行上市，這些債券持有人將能夠以 IPO 價格 10% 至 20% 的折扣，把優先無擔保債務轉換為股權。
顯然，離開俄羅斯到杜拜後，杜羅夫更專心地致力的成為一個企業家，成為更名符其實的「俄羅斯的馬克祖格柏」。雖然 Telegram 離開俄羅斯後，在商業上獲得更大的成功，但杜羅夫的自我認同，至少對外的身份定位，仍然還是緊抓住民主自由捍衛者這一個地位。關於正在規劃的上市，他在專訪中說，「我們認為 IPO 是實現 Telegram 價值民主化、保持獨立的一種手段。」
目前，杜羅夫仍然擁有 Telegram 全部的股權，他過去曾表示，可能會循 Reddit 在上市前將部分股票賣給散戶投資者的做法，在 Telegram 上市前，向忠實用戶出售部分股票。
Telegram 目前在俄羅斯的市佔率約 63%，是俄羅斯最大的通訊軟體。維持 Telegram 的獨立性和不受審查，仍然是杜羅夫一直強調的定位。問題是，近 10 億的用戶，並非都只為了擁有一個不受政府審查的言論自由空間，也有躲避檢警稽查進行犯罪的不法之徒。
Telegram 是自由的基地，還是獨裁者的工具？
關於 Telegram 上可能存在的犯罪行為，杜羅夫在三月時說，「除非他們越過紅線，否則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以這種方式監管人們表達自己。」然而，他當時並未具體說明這些「紅線」是什麼。
《外交政策》引述今年 4 月，杜羅夫接受右派媒體人塔克卡爾森 (Tucker Carlson) 的另一次採訪時，他承諾會配合「合法」的要求，移除有害內容，「如果有一群人在宣揚暴力，有恐怖活動在某些地區傳播暴力，我們會協助移除它」，他強調，但是與 Telegram 推崇的言論自由和私人通信保護價值觀相悖的各種要求，將會被忽視。
Telegram 成為一把雙刃劍：既是抗議者和異見人士的工具，也是威權政權的工具。
在俄烏衝突期間，它成為戰場上兩方關鍵的訊息來源。烏克蘭人依賴 Telegram 做溝通，俄羅斯士兵更是。儘管俄羅斯曾在 2018 年試圖禁止 Telegram 但未成功，如今俄軍依賴這個應用程式，來進行戰場上通訊，並把 Telegram 變成支持普京的重要宣傳工具。大西洋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 數位鑑識研究實驗室的愛托·布齊什維利（Eto Buziashvili）說，「沒有任何平台能像 Telegram 那樣，幫助我們了解俄羅斯社會對這場戰爭的實際看法。」
當獨裁者知道怎麼使用這樣一個擁護言論自由的工具時， Telegram 也在不經意中提供普丁實施獨裁必要的協助。正是這樣弔詭的現況，讓杜羅夫在法國被逮捕的後續，變得相當詭譎。
俄羅斯官員譴責法國逮捕杜羅夫，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刻意暗示，這可能是西方國家企圖遏制通訊自由，並恐嚇商業領袖。佩斯科夫說，「莫斯科準備為杜羅夫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
同時對杜羅夫發出支持的，還有社群平台Ｘ的老闆伊隆馬斯克，以及因為揭露美國國安局違法監控而流亡俄羅斯的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馬斯克的理由是，他和杜羅夫一樣推崇不受限制的網絡言論，而斯諾登則認為這次逮捕，就是對基本權利的攻擊。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週一試圖平息對政府審查制度的指控，他在 X 上發文反駁了他所說的有關杜羅夫被捕的「虛假信息」。馬克宏寫道：「Telegram 執行長在法國境內被捕，是因為正在進行的司法調查的一部分，這絕不是一個政治決定。」他還補充說，法國仍然「堅定地致力於言論和溝通自由、創新和創業精神。」
杜羅夫同時是俄羅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法國的公民，俄羅斯和阿聯都要求對杜羅夫提供領事協助。杜羅夫的逮捕，因此從社交媒體規範和加密技術的爭論，升級為地緣政治的鬥爭。各國政府正在努力平衡言論自由與控制非法內容的需求，各國也在尋求繞過 WhatsApp 和 Signal 等通訊軟體的端對端加密方法，以監控潛在的犯罪活動。
Telegram 處在這些爭論的核心位置，提供私人消息（儘管加密性能不如其他應用強），同時也提供類似社群媒體的公共廣播頻道，但內容審查最少。由於 Telegram 刻意的放鬆內容審查，使得它更接近於社群媒體應用，而不僅僅是一個點對點的通信工具。這種雙重性，使 Telegram 對壞人，包括網絡犯罪分子、毒販和像 ISIS 這樣的恐怖組織具有吸引力。
杜羅夫案對任何人都是一個難題。法國對杜羅夫的指控集中在加密服務上的可能問題，有些專家認為這些司法上的技術細節，會導致「密碼學助長犯罪」的錯誤印象。
